本文是一篇企業管理論文，本研究僅利用SPSS的相關分析與回歸分析，所使用的分析工具較為單一，對于文中研究的內容，分析了組織應變能力、高管人員信心以及企業績效三者間的相互作用關系。
第1章緒論
1.1研究背景及意義
1.1.1研究背景
隨著全球一體化，對外貿易成為國民經濟發展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環節，國家可以通過對外貿易將具有優勢的產品輸送、出口至國外，為全球提供更具有成本優勢與質量優勢的產品，也提升了本國的國民經濟收入。對外貿易成為一國發展對外關系的紐帶和手段。越南位于東南亞，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自1975年越南全國統一以后，經濟發展便成為越南國家的主要任務。

企業管理論文怎么寫

為了進一步促進越南經濟發展，越南增加出口貿易作為經濟發展的主動力。自1986年以來，越南對外貿易主要為原材料，利用本國的資源稟賦優勢出口相關資源，包括熱帶水果與紡織品類，越南的熱帶水果在其周邊國家十分暢銷，尤其是中國，所出口的熱帶水果主要包括椰子、芒果等；紡織品包括紗、線、天然絲、人造絲、化纖長短絲、彈力絲、金屬絲等等紡織原材料，以及針織布、服裝、飾品、家紡用品、手套、帽子、襪子、工藝品等等。越南與周邊國家的貿易十分發達，與中、韓、日、美、泰等國家經濟關系密切，每年的進出口額也在不斷增長，美國和歐洲是越南對外貿易的最大市場，而中國則是越南的最大進口來源地。
2020年初新冠疫情的爆發與蔓延，越南的對外貿易受到了極大的影響，由于新冠疫情的爆發，原本正常進行的國際貿易受到限制，各國對于進出口商品把關極為嚴格，國際運輸也受到了限制，進而帶來了人員限制、匯率波動等，這給越南外貿企業生存與發展帶來了巨大的挑戰。隨著新冠疫情的蔓延，距離最早發現疫情已經過去了兩年多，但在全球范圍內新冠疫情依舊處于高感染狀況，因此面對著疫情常態化情況，越南外貿企業短時期內表現的是企業營業收入下降、外貿企業發展困難等問題，但從另一角度來看，說明越南外貿企業自身也存在競爭力差、組織應變能力薄弱等根本性問題。當遇到新冠疫情這類公共衛生事件時，越南外貿企業在傳統運營與盈利模式下很難快速轉變經營模式；當新冠疫情發生時，外貿企業績效出現滑鐵盧式跌落，甚至許多小型外貿企業就此倒閉，造成部分人員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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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國內外研究現狀及分析
1.2.1中國相關研究綜述
2020年初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給全球經濟帶來了巨大的打擊，由于此次疫情具有傳播速度快、傳播范圍廣等特點，各國都加緊了新冠疫情的控制與治理工作，對外貿易在新冠疫情下受到了極大的打擊[1]。中國學者呂琳琳（2021）以美的集團為研究對象，針對企業的償債能力分析、營運能力分析、盈利能力分析以及發展能力等進行全面分析，最終得出新冠疫情給美的企業帶來的負面影響，進而總結出新冠疫情給中國的制造業帶來了原材料的預付賬款損失、企業需求端跌落、一些企業資金鏈斷裂、企業虧損風險增加等系列負面影響[2]。鄭莉莉和劉晨（2021）以A股上市公司2018年至2021年以來季度數據進行分析，發現新冠疫情對于企業的影響關鍵點在于企業內部控制質量方面，內部控制質量較強的上市企業其應對新冠疫情所帶來的風險具有更強的抵御能力，尤其在對外貿易模塊，面對新冠疫情帶來的負面影響，企業能迅速調整戰略方向與目標，使企業快速度過難關；而對于內部控制質量較差的企業，在新冠疫情的沖擊下，則更容易帶來企業績效的下跌[3]。章琪樂等學者（2021）截取了中國海關總署的相關數據，針對新冠后疫情時代下中國外貿企業的發展現狀進行深入分析與總結，總結出自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發以來，中國的外貿企業受到了極大的沖擊，面臨的主要沖擊有以下幾方面：國際市場需求大幅下降、物流風險增加、運輸成本上升且運輸渠道不通暢、外貿資金鏈壓力極大且諸多線下展受到阻礙。而到2020年下半年，隨著中國新冠疫情逐步得以控制，中國外貿企業也隨之展現出了強有力的發展勢頭與發展態勢，中國的外貿企業通過跨境電商平臺、企業轉型、開拓新型市場等模式，逐漸從新冠疫情的影響中走了出來[4]。于震（2020）對新冠疫情下中小微外貿企業進行研究，并得出在短期內，新冠疫情對于中小微企業的對外貿易影響是十分嚴重的，但隨著疫情的控制正進行的恢復；中期內對于新冠疫情所帶來的影響應當認真謹慎對待，但整體是可以控制和掌握的；長期來看，疫情影響更是深遠的，但是依舊可以通過一定的手段來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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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相關理論基礎
2.1組織應變能力相關理論研究
2.1.1組織應變能力概念及內涵
當組織在復雜的環境中生存，必然會遇到各種各樣的風險與不確定性，而這種不確定性與風險性是不可預知的，其所造成的后果也是不可預計的，如何當風險和不確定性來臨時使組織順利應對，則要求企業具有一定的組織應變能力。組織應變能力是與組織的重大風險對立的概念，中國學者胡象明（2020）將重大風險定義為一種后果影響較為嚴重的現象或行為，即與人們所處地的經濟環境、社會發展環境緊密相關的，發生以后可能會造成整個社會或一個區域嚴重后果和影響的危害性事件[26]。中國學者容志（2021）將組織應變能力從中國共產黨執政方面進行了闡述與梳理，他認為組織應變能力主要是針對組織在面臨重大風險時，所能夠及時迅速的對風險進行識別與評估，并靈活應變的能力。具體來講，組織應變能力是指面對外界極為不確定性和風險中，組織能夠迅速做出反應，結合現實問題與客觀需要，動態調整組織的戰略性方向，對組織運行和發展做出及時反應，快速將問題解決，進而最大限度地降低組織遭受的損失，因而，組織應變能力包括四個特點，價值管理能力、組織決策能力、跨域協同能力以及組織調適能力[27]。
本研究將組織應變能力定義為當組織面對突發性意外事件時，能夠迅速地做出反應，并結合自身條件與外部環境特點等及時尋求到合適的方法，最終使得突發事件或意外得以妥善解決，最大限度地維護了組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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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高管人員信心相關理論研究
2.2.1高管人員信心概念及內涵
高級管理人員是指在公司管理層中擔任重要職務、對公司進行經營管理、掌握公司重要信息的人員，高管人員通常是公司的重要決策者、戰略制定者，對公司的主要章程、經營成果、發展戰略等起著主要責任的人員。而高管人員信心則是指高管人員的一種對不確定性和危險的認知中所傳達出來的一種樂觀心態與信心。當公司處于發展的不確定性時，高管人員所表現出來的一種樂觀應對策略。這種應對會產生一種誘發機制，進而會擴展高管人員的創造潛力與能力。當企業面臨新問題時，高管人員會結合自己以往的經驗與認知，以一種樂觀的、積極的態度做出基于外部環境指示的最有利于企業發展的價值決策。而這種樂觀、積極的決策方式一旦形成，將會使其以某種固定的信念或思維方式去選擇發展方向，并時刻以一種積極的態度去尋求企業的發展之道[35]。
2.2.2高管人員信心相關理論
眾越德（2020）在分析企業高管人員認知與信心時，通過問卷調查法取得相關數據，并運用相關分析與回歸分析對收集到的數據進行處理，得出以下結論：第一，高管人員的認知影響著企業正向發展，即高管人員認知的構建與企業正向發展呈正相關關系；第二，當企業面對復雜多變的外部環境時，企業所具備的戰略能力越強，企業績效越顯著；第三，高管認知、企業戰略能力、企業績效三者成為一個閉環，三個指標間存在著相關關系，其中企業戰略能力是高管認知與企業績效兩大指標的中介性指標。陳德英認為，管理者的認知能力可以進一步推動企業能力構建，企業是由不同層級的管理人員與一般員工所構成的，而不同層級的管理人員與一般員工的認知方面有所不同，因此站在不同角度上所處理問題的方式和范式有所不同。彭晉榮（2015）將農商行的高管人員信心與農商行的發展二者間的關系進行深入研究與分析，她認為高管人員的信心有利于農商行經營局面的開展，高管人員的信心涉及到農商行資源創新性組合，另外，高管人員信心還可以提高農商行的管理水平與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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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模型構建與研究假設....................14
3.1理論模型的構建..................................14
3.2研究假設的提出...................................15
第4章研究設計與數據收集...........................18
4.1問卷設計......................................18
4.1.1統計變量設計...................................18
4.1.2組織應變能力量表...................................18
第5章實證分析與假設檢驗...........................21
5.1描述性統計分析................................21
5.1.1樣本描述................................21
5.1.2信度與效度分析.....................22
第5章實證分析與假設檢驗
5.1描述性統計分析
5.1.1樣本描述
本文對以上收集來的284份調查問卷進行統計，具體統計見表5.1。

企業管理論文參考

由表5.1所示，對收集到的284份調查問卷進行梳理與統計，最終得出問卷的樣本描述性統計表。
性別方面，所調研的284個樣本中，男性有198人，占樣本總量的69.72%；女性有86人，占樣本總量的30.28%。越南的外貿企業的中層以上管理人員中，男性數量絕對比例高于女性數量，男性在職場中占據主要地位。這一樣本的性別比例與越南外貿企業當前人員構成結構一致，因此樣本具有一定的有效性。
年齡方面，所調研的284個樣本中，18-25歲有24人，占樣本總量8.45%；26-40歲有124人，占樣本總量43.66%；40-55歲有85人，占樣本總量的29.93%；55歲以上有51人，占樣本總量17.96%。年齡結構中，26-40歲的中層以上管理人員數量最多。
企業位置方面，所調研的284個樣本中，位于越南北部地區企業的高管131人，占樣本總量的46.13%；位于越南中部地區企業的高管68人，占樣本總量的23.94%；位于越南南部地區企業的高管85人，占樣本總量的29.93%。越南的政治與經濟中心的首都河內位于越南北部，因此北部分布的企業較多。本次本樣采集中位于越南北部的企業數較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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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研究結論與啟示
6.1研究結論
（1）人口統計學方面，性別、年齡、企業位置、企業性質、企業成立年限、企業職工人數等7項指標在問卷數據的描述性統計中，其每一項的構成比例與越南外貿企業在新冠疫情下的管理現狀較為符合，能體現出越南外貿企業的實際情況。因此說明本研究的調查問卷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同時也為越南外貿企業在新冠疫情影響下的發展方向與發展模式提供人口統計學方面的建議。
（2）高管人員信心的決策導向指標在組織應變能力與企業績效間存在著正向的中介作用。通過前文分析，決策導向在組織應變能力的價值管理與企業績效之間、組織決策與企業績效之間均起到了中介作用，即當不引入決策導向指標和同時引入決策導向指標時，價值管理和組織決策的回歸系數分別有所提高，即企業在面對突發性事件時其所表現出來的價值管理和組織決策等，均會受到高管人員的決策導向影響，當高管人員對自己所做的決策有較大把握、且能理性分析和甄別危機情況等，均會為企業帶來決策的正確與可靠性。
（3）高管人員信心的自我提升指標在組織應變能力與企業績效間存在著正向的中介作用。通過前文分析，自我提升在組織應變能力的組織復盤與企業績效間起到了中介作用，當不引入自我提升和同時引入自我提升指標時，組織復盤的回歸系數有所提高。當企業的高層管理人員更注重自我提升時，他們會影響著企業在經歷過突發性事件后，能夠及時對事件的預兆、發生、解決、經驗等及時的總結和復盤，將好的或壞的做法總結復盤為下一次應對突發性事件的經驗。
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