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企業管理論文，本文基于對外直接投資理論、時間壓縮不經濟理論和市場進入壁壘理論，選取2010-2020年我國A股制造業上市跨國公司的303家境外子公司作為研究樣本，采用Cox比例風險模型實證檢驗了政治風險與跨國企業境外子公司生存之間的關系。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研究意義
一、研究背景

企業管理論文怎么寫

經濟全球化和“走出去”戰略帶動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OFDI）的發展，大量企業“走出去”開展OFDI活動，尋求新的發展機遇。根據商務部和對外投資公報2020年的統計，中國已成為繼美國、日本和荷蘭之后的第四大重要OFDI來源國，有近2.75萬家企業在全球189個國家和地區開展投資活動，設立子公司約4.5萬家，中國企業正處于“加速國際化”的新時期。
然而，與快速國際化相比，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境外子公司的生存率遠遠落后其發展速度，每年都有大量的境外子公司在加速“走出去”的同時未能“走下去”，平均存活時間不及國內企業的一半（燕曉娟，2019），這不僅降低了跨國企業的經營績效，阻礙了國際化進程，更無法通過國際化經營獲取國際競爭新優勢。因此，我國跨國企業境外子公司能否“走下去”，即如何提高境外子公司生存問題成為當前背景下亟待解決的重大難題。
學者們圍繞“如何提高境外子公司生存率”展開了大量較為詳細的研究，特別表現在有關子公司生存影響因素的分析上，包括公司層面、個人層面和國家層面等。通過梳理現有國內外研究，發現目前鮮少有研究直接從政治風險視角探討對境外子公司生存的影響，僅有的研究一方面重點關注政治風險對母公司績效或市場績效的影響，另一方面也主要以西方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為研究對象，且研究結論不一致。
政治風險一般源于當地政府和社會，難以被準確識別和應對，嚴重影響跨國企業的經營利潤和發展空間，同時使境外子公司發展受阻，如2015年由于墨西哥國內政治博弈的原因導致中國企業中標的項目被單方面毀約。全球經濟的復蘇和增長，使政治環境的不穩定性也隨之上升，如恐怖主義和地區武裝沖突等。在這樣的發展背景下，更應當關注政治風險對跨國企業境外子公司經營和生存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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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內容與研究方法
一、研究內容
本文從政治風險視角出發，構建政治風險與境外子公司生存關系的分析框架，運用生存分析方法，探究兩者之間的關系。同時，考慮到中間變量會影響研究結果，進一步引入國際化速度和投資動機作為調節變量，深入剖析具體的影響機制。最后，得出相應的研究結論和管理啟示。
第一章 緒論。首先通過文獻的梳理和發展現實闡述本文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義；其次，介紹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最后介紹本文可能的創新。
第二章 文獻綜述。首先對境外子公司生存、政治風險、國際化速度和投資動機的概念進行界定；其次對先前文獻進行回顧和梳理；最后在此基礎上做出總結，提出本文的研究內容。
第三章 理論基礎與研究假設。基于對外直接投資理論、時間壓縮不經濟理論和市場進入壁壘理論，分析政治風險與境外子公司生存的關系，并進一步引入國際化速度和投資動機作為調節變量，探究兩者在政治風險與境外子公司生存關系中的具體機理，進而提出研究假設。
第四章 研究設計。根據前面章節的理論闡述選取2010-2020年有對外投資活動的A股制造業上市跨國公司的境外子公司作為研究樣本。首先介紹本文的樣本和數據來源；其次說明了變量的衡量標準；最后構建模型。
第五章 實證分析。首先對研究樣本進行描述性統計、相關性檢驗和非參數分析；其次，利用Cox比例風險模型對政治風險與境外子公司生存之間的關系進行主效應分析；再次，檢驗國際化速度和投資動機的調節作用；最后，進行穩健性檢驗分析。
第六章 研究結論與啟示。根據實證檢驗結果和現實發展總結本文的研究結論，并在此基礎上，提出相關管理建議和不足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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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綜述
第一節  核心概念界定
一、政治風險
政治風險的概念最早可追溯到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當時新興國家征用和沒收西方國家的企業，使得發達國家的投資風險增加。在此背景下，國外學者Robock（1971）、Roo（t1979）和Simon（1984）等人開始分析和研究世界各國的政治風險。Simon（1984）認為政治風險源于東道國境內或境外，是政府抑制社會的行動與決策，會對國外投資產生不利影響。
早期對于政治風險的定義側重于國家政府的作用和行動（Gillespie，1989），但導致商業損失的政治領域的行動不一定來自政府本身，因此學者們圍繞政治風險展開了更廣泛的研究。Fitzpatrick（1983）強調風險來源于受各種環境變量或持續變化影響的政治過程，不僅僅來源于政府的行動。隨著研究重點轉向風險來源，學者們將政治風險概念化為源自內部不穩定、預期和意外政府行為的風險，認為其是在一個國家的內部或相關外部環境中運用政治必要性導致的（Chauhan et al.，2015；Fatehi et al.，1989）。在此基礎上，學者強調不應孤立看待政治風險，而應在更廣泛的國家風險背景下理解，認為政治風險是經濟和政治事件的函數，這些事件威脅公司的經營能力和盈利水平（Hahnet al.，2009；Oetzel，2005）。因此，相關的研究再次拓展了政治風險的內涵，認為應通過更廣泛的維度進行衡量，比如東道國官僚機構、腐敗水平、法律體系實力、有組織的罷工頻率和知識產權損失的可能性等指標（Hansen，2017）。
雖然關于政治風險概念和定義的研究已較為成熟，但目前仍未形成統一結論。國際商務和OFDI的相關文獻中大多將其與宏觀環境聯系在一起，認為政治風險是對跨國企業的威脅（Henisz，1998；Zelner，1999）。根據Alon和Herber（t2009）以及Lawton等（2011）的觀點，政治風險是一種復雜的多層面現象，可能有多種來源，并且有不同的表現形式，取決于國家和地區的制度和經濟發展階段，會對外來投資者產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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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境外子公司生存影響因素研究
考慮到相關概念具有包含關系，并且部分外文文獻將含有中國大陸、中國香港、中國臺灣和中國澳門的數據統稱為“海外”，因此本文借鑒劉曉康（2013）的做法，在闡述境外子公司生存影響因素的研究時，將國外子公司生存影響因素研究和海外子公司生存影響因素的研究文獻都納入參考區間，并統稱為境外子公司生存影響因素研究，從而全面系統的研究“走出去”子公司生存的影響因素。
境外子公司的生存狀況是衡量企業國際化經營成果的重要指標，子公司的生存直接影響跨國企業的經營績效和企業的國際化進程，過高的死亡率會引起投資者不滿，降低投資信心（衣長軍等，2019）。因此，提高跨國企業境外子公司生存率一直作為研究重點被關注。
關于境外子公司生存影響因素的研究起步較早，主要可以分為以下層面：公司層面（Belderbos and Zou，2009；Kim et al.，2010；McD ermott，2012；Zeng and Song，2014；Bauer and Matzler，2014；Norback et al.，2015；Song，2015；燕曉娟，2020）、個人層面（冉啟斌，2020；黃媖，2021）和國家層面（Berry，2013；Song，2014；Sousa and Tan，2015；Getachew and Beamish，2017）。
一方面，公司層面的影響因素一直被學者們持續關注。財務狀況最先被證實對子公司生存產生影響。Torneden（1975）基于資源基礎觀，發現海外子公司低生存率根源于母公司的財務問題。基于此，McDermott（2012）發現盈利的跨國公司在OFDI中更成功，境外子公司的生存率也更高，因為這些跨國公司有能力支持自己的子公司，相反，表現不佳的跨國公司需要讓自己的子公司撤出東道國市場，再投資于國內市場。與此同時，公司的異質性被納入研究中，即公司規模和企業國際化經驗等。Belderbos和Zou（2009）根據資源基礎觀，認為大型母公司可以用不同類型的資源支持其外國子公司，如無形資產，通過母公司的支持可以提高子公司在當地市場的生存率，降低子公司撤資的可能性。Norback等（2014）和Song（2015）補充說明子公司的規模越大，與母公司的相關性越高，生存率也隨之增加。Zeng和Song（2014）強調企業國際化經驗對境外子公司生存的重要性。此外，陳初昇等（2020）和燕曉娟（2020）從國際化速度這一視角強調了不同企業國際化進程中的“速度”對海外子公司生存具有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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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理論基礎與研究假設 ...................... 16
第一節  理論基礎 ............................................. 16
一、對外直接投資理論 ................................... 16
二、時間壓縮不經濟理論 ........................... 17
第四章  研究設計 ........................ 24
第一節  模型構建 ........................................ 24
第二節  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 26
第三節  變量測量 ........................... 27
第五章  實證分析 .................................... 33
第一節  描述性統計分析 ............................... 33
第二節  相關性分析 .............................................. 33
第三節  非參數分析 .................................. 35 
第五章  實證分析
第一節  描述性統計分析
通過Stata16軟件，可以計算得出本文涉及到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如表5-1所示。主要包括各變量的平均值、標準差、最小值和最大值。

企業管理論文參考

表5-1結果顯示，第一，政治風險（PR）的平均值為1.323，接近最小值1.134，說明本文的樣本企業在對外投資過程中整體面臨的政治風險較低。最大值為2.141，所對應的國家為韓國，表明在本文涉及到的投資區域中，韓國的政治風險最高。第二，國際化速度（SPE）的均值和標準差分別為0.931和1.262，說明樣本中企業的國際化速度普遍較慢，且不同企業的國際化速度差異大，有的企業國際化擴張速度較快，傾向于快速占領并擴張市場，有的企業則緩慢實施國際化戰略。第三，跨國企業的投資動機差異大，說明不同跨國企業的國際化投資動機存在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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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研究結論及啟示
第一節  研究結論
本文基于對外直接投資理論、時間壓縮不經濟理論和市場進入壁壘理論，選取2010-2020年我國A股制造業上市跨國公司的303家境外子公司作為研究樣本，采用Cox比例風險模型實證檢驗了政治風險與跨國企業境外子公司生存之間的關系。并納入國際化速度和投資動機，進一步剖析兩者在政治風險與境外子公司生存之間的調節作用。最終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政治風險越高，越不利于境外子公司的生存。學術界關于中國OFDI是“風險偏好”還是“風險規避”一直未形成統一的結論，本文的研究結論在一定程度上支持“風險規避”學說，認為東道國和地區的政治風險對境外子公司生存產生不利影響，政治風險越高，境外子公司的生存率越低。一方面，高政治風險給跨國企業的發展營造了一個不可預測的商業環境，增加企業經營的生存成本。企業不僅需要承擔生產和經營成本，還需要承擔巨額的合規成本，如談判、監督和執行成本等。在政治風險高的國家和地區，法律法規不健全，政策和法律機制具有彈性，難以為企業的商業活動提供充足穩定的支持，無法保障外來企業的合法權利。在此情況下，企業需要支付更多的合規成本以尋求發展空間，White等（2014）提出當政治環境更不穩定時，談判可以成為外國公司尋求發展的更有效工具，通過談判與政府行為者建立的非正式網絡將有助于跨國公司創造競爭優勢，提高績效。但建立非正式網絡期間需承擔更高的合規成本，即企業非生產性尋租行為所支付的成本。另一方面，企業缺乏可借鑒的國際化投資經驗。如果當地政局混亂，戰爭不斷，制度不完善，政府效率低下，政治環境不穩定，投資者會因此降低對該地區的投資，長此以往，母國企業缺少可借鑒的投資經驗，當進入該地區時，企業會面臨更大的外來者劣勢，生存率也會隨之降低。
第二，國際化速度負向調節政治風險與境外子公司生存之間的關系，即弱化了政治風險對境外子公司生存的不利影響，快速國際化有利于緩解政治風險對境外子公司生存的不利影響。中國跨國企業的國際化進程不同于西方跨國公司的漸進式發展，快速國際化有助于企業獲得“先動優勢”。首先，企業發展需要機遇，機遇帶來創新，創新帶來競爭優勢和可觀的財務數據，Chetty等（2003）指出企業發展的一個顯著特征就是創新在其國際化過程中以及在建立其競爭優勢和隨后的國際績效中所起的作用。快速國際化讓企業先于競爭對手搶占市場，獲得發展機遇和創新來源，促使技術領先和資產先占等競爭優勢的獲取，從而增加企業發展的“先動優勢”。其次，“先動優勢”幫助企業創造難以被模仿的特有資源，增強企業的當地競爭力。當擁有與本土企業相抗衡的競爭優勢時，企業通過尋求更多的支持去利用和開發資源，從而擴大業務規模，增加經營規模，并提升市場占有率。最后，業務規模的擴大導致資源效率的提高，經營規模的增加推動競爭優勢，企業據此在不同的市場和活動中充分發揮杠桿作用，以通過更快的速度進入更多的市場，更快地降低生產和經營成本，提升經營績效和生存率。此外，部分資源具有時效性。快速國際化可以降低機會成本，最大限度發揮資源價值。綜上所述，快速國際化的企業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政治風險對子公司生存的不利影響。
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