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國際金融論文，筆者認為隨著我國資本市場雙向開放程度的提高、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推進，我國金融機構將會面臨更加激烈的競爭環境和復雜的投資環境。基金系 QDII 機構作為我國參與國際資本市場競爭的先行者，有必要注重提升自身的海外業務經營效率，以早日實現我國資本市場發展戰略目標。
第一章  經營效率的相關概念、理論基礎及評價方法
第一節  基金系 QDII 的海外經營效率概念
一、金融機構的經營效率概念
不同時代不同領域對經營效率的概念界定不一樣，本文只討論經濟領域的效率。在經濟領域，正是由于資源的稀缺性，從而引發人們思考如何實現資源的最大化配置，追逐最優效率。一般可以把效率理解為投入數量和產出數量的比率。投入是指生產物品和勞務的過程中所使用的商品和勞務，商品和勞務即包括土地、勞動力和資本在內的生產要素，產出指的是生產過程中創造出來的各種有用物品和勞務，它們用于消費或用于進一步生產[1]。《辭海》中對效率的定義是“消除的勞動量與所獲得勞動效果的比率” [2]，可以理解為一定投入和產出比率的大小關系。雖然國內外對效率的界定并無統一標準，但基本上都通過衡量投入與產出的比率關系來界定。考慮一般企業的效率，即測度該企業在運用管理現有資源時是否能實現產出最大化或者產出一定時是否實現成本最小化，此時的效率被稱為經營效率。
目前研究中，對金融機構經營效率的界定大多參照的是 Farrell（1957）改進的前沿效率分析法(Frontier efficiency)[3]，該方法引入了前沿生產函數概念。前沿生產函數是指在一定假設條件下，一系列實際投入和產出可能達到的最大生產可能性邊界。實際生產中的產出大多數出現在生產前沿面的下方或者面上，不會超出這個邊界。處在前沿面上的投入產出組合意味著生產是有效率的，投入資源得到有效利用，距離前沿面越遠代表生產越無效率。因此，前沿效率是一種相對效率概念，效率最前沿面取決于最優觀察值和組合構成。Farrell 將前沿效率進一步分解為配置效率 AE(Allocative  Efficiency )、生產效率 TE(Technical  Efficiency)和綜合效率 OE（Overall Efficiency）。其中，配置效率體現的是在既定成本下，企業使用各項資本投入比例的能力；生產效率又可稱為技術效率，反映在投入要素既定的背景下，企業可實現的最大化產出能力；綜合效率即為上述兩項的乘積。
第二節  相關理論基礎
一、 經營效率的相關理論基礎
（一）經濟學中的效率理論
由于資源的有限性，關于如何最大化配置和利用資源一直是經濟學討論的核心話題，，有關效率的討論，不同時期有不同的觀點。
18 世紀后期亞當·斯密一直研究如何增進國民財富，認為通過分工可實現資源優化配置，從而提高生產效率，這一思想可以看作成是早期的效率思想。
19 世紀中期以后，資本主義基本矛盾不斷激化，產生了“邊際學派”。以杰文斯、門格爾為代表的邊際學派認為在經濟活動中連續使用某種資源時，這種資源所能提供的經濟利益將趨于遞減，經濟資源可適用于多種領域和范圍，可獲得更多的收益；人們在經濟活動中通過改變資源配置可達到最大經濟效率，即邊際收益相等時，社會資源配置最優。
20 世紀以來，資本主義發展進入壟斷階段，圍繞效率和平等主題，形成了不同理論學派。舊福利經濟學創始人庇古從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效率兩個方面闡釋了效率的標準。由于庇古提出的效用基數論無法衡量效用具體大小，帕累托提出新的福利經濟學命題，即帕累托效率標準。卡爾多等人進一步放寬帕累托條件，提出補償原則論。
（二）影響經營效率的理論
伴隨著影響效率的各種基本因素討論，主要有分工理論、產權理論、市場理論、創新理論以及 X 效率理論。
1、分工理論
作為古典經濟學的代表，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就強調了分工和專業化發展課題促進機構生產率提高。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羅森、楊小凱等經濟學家運用超邊際分析方法，建立了有關分工和專業的均衡模型，這是將分工理論轉變為決策模型。一直以來都認為分工是提高機構效率的有效動力。馬克思指出：“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達式，對同一件事情，一個是就活動而言，另一個是就活動的產品而言”[1]。馬克思認為分工就是協作，協作是一種交易行為。當交易行為可以降低成本增加產出時，就會提高機構的效率。經過數千年的發展，金融業已經成為調節經濟發展的重要杠桿，有力地促進投資融資活動發展。基金機構是金融業細化分工的結果之一。作為海外資本投資部分，我國基金系 QDII 業務運作正是對分工理論的實踐運用。
第二章  基金系 QDII 的現狀分析
第一節 基金系 QDII 機構的發展現狀
認定，其中基金機構共計 42 家，占比 28%，獲得投資額度約 361.2 億美元，占比達 35%，是所有QDII 機構中最高的。值得注意的是，2018 年國家外匯局再次增加 QDII 額度，一共43 家機構首次或新增獲批 QDII 額度，其中基金機構 21 家，新獲批額度占比新增額度的 52%，基金系 QDII 受到更多 的關注。
QDII 額度決定了基金系 QDII 機構的基金發行資產規模上限。截止 2018 年 12月，前十家基金公司合計額度占比超過 60%，基金系機構獲批的 QDII 額度分布呈現明顯的集中度效應。
其他機構方面，保險系機構共計 44 家獲得 QDII 投資資格，審批額度合計為336.13 億美元，位列第二名；銀行系機構方面，合計 31 家銀行獲批，審批額度為148.4 億美元；證券系機構共計 16 家獲得 QDII 投資資格，投資額度合計為 87 億美元；信托系和其他機構合計 17 家獲批，額度為 99.6 億美元。
第二節 基金系 QDII 產品特征
按照投資標的品種來看，我國基金系 QDII 產品可分為 4 個類型，即股票型、債券型、混合型和另類投資型。其中，另類投資主要投資于大宗商品類、石油、境外房地產類、黃金、外匯和 REITS 等。在基金發行數量和基金資產規模上，股票型基金占比最大，接近一半，其次分別是混合型、債券型和另類型。作為投資于海外的基金，基金系 QDII 產品具有以下四個特征：
一、投資門檻較低
一般情況下居民想要進行境外投資，需要通過開設境外證券賬戶，但流程相當繁瑣，開戶門檻相對較高，另外滬、深港通賬戶投資標的又相對有限，因此難以滿足居民全球化資產配置的需要。基金系 QDII 投資門檻普遍為 100 元到 1000 元，流程操作簡便，投資者可直接在基金公司或者相關金融機構直接購買，真正實現了面向大眾的“普惠金融”投資；此外，購買 QDII 基金所需轉換的外匯金額不計入基金持有人當年的個人外匯額度，因此基金系 QDII 的投資者多為個人投資者。
二、產品費率較高
一方面由于 QDII 基金業務涉及到外匯兌換和海外銀行托管，另一方面基金系QDII 機構需在海外市場投入額外的管理和研究成本，因此 QDII 基金產品費率較高。QDII 基金的產品費率主要包括申購費、管理費、托管費和贖回費，其中管理費和托管費普遍高于一般開放型基金，申購費和贖回費則依據基金資產規模和持有期逐級遞減。
三、申贖周期較長
QDII 交易流程涉及到換匯、時差以及國際匯款等環節，因此申贖周期都比較長。申購流程中，投資者在第 T 日提交申購申請，申購份額按 T+1 日凈值計算，T+2 日才能將申購結算金額計入托管行，T+2 日后才開始兌換、匯款、購買基金產品。贖回環節上，QDII 基金需要更長時間。一般情況下的普通類型基金的贖回資金在贖回申請成功后 T+5 個工作日到賬，但大部分 QDII 基金需要 T+10 日，遇到國外節假日則會更長，資金使用效率相對較低。
第三章  影響因素分析與研究假設 ......................... 38
第一節  基金系 QDII 機構自身因素與假設 ................................. 38
一、基金產品費用率 ............................................. 38
二、公司國內市場份額 ....................... 39
第四章  我國基金系 QDII 的海外經營效率實證分析 ........................... 44
第一節  樣本選取 ..................................... 44
第二節  投入與產出指標的選取和數據性分析 ........................ 45
第五章  研究結論與對策建議 ........................................ 69
第一節  研究結論 .............................................. 69
第二節  對策建議 ................................... 70
第四章  我國基金系 QDII 的海外經營效率實證分析
第一節  樣本選取
我國基金系 QDII 在機構獲批額度和 QDII 基金產品規模等方面呈明顯的頭部集中效應，因此本文選取目前占 QDII 基金總規模約 92%的前 14 家基金公司作為研究對象，整體上具有一定代表性。樣本時間上，考慮到海外投資交易涉及到外匯兌換，人民幣匯率波動對 QDII 基金發展具有較大影響，因此樣本期要綜合考慮到人民幣匯率上升和下降兩個時期，以期全面測度基金系 QDII 機構的海外經營效率。綜合考慮到研究的時效性和參考價值，本文選取 2015-2018 年半年數據，總計 8 個時間段，這一期間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經歷了相對上升和下降兩個時期，可更全面、更有時效性地體現我國基金系 QDII 機構海外效率情況和變化趨勢。相關數據均來自基金公司公開的中報年報、萬得 WIND 數據庫以及證券業協會。為保證樣本期各只 QDII 基金數據完整有效，本文篩選了基金系 QDII 機構已于 2014 年前（含 2014 年）成立的并仍在存續期的共計 78 只基金數據進行整合分析。 第五章  研究結論與對策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本文在總結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結合基金系 QDII 產品特征和海外投資環境特性，分析了影響海外業務產出的影響因素后，運用三階段 DEA 方法實證檢驗了自 2015年到 2018 年我國基金系 QDII 機構的海外經營效率，得到以下研究結論：
一、相關影響因素對我國基金系 QDII 的海外經營效率和規模報酬評估產生影響。第一階段和第三階段的效率值、規模報酬分布存在明顯的差異性，經過調整相關影響因素，我國基金系 QDII 的海外產出水平可以得到較大的提升，經營效率也可得到顯著的上升，因此有必要通過調整影響因素提高自身效率水平。
二、我國基金系 QDII 的海外經營效率的變化同國際宏觀經濟的變化較一致，遇到不利經濟環境時，抗風險和應變能力較差。我國基金系 QDII 的海外經營效率水平大致表現為 2015 年上升再到 2016 年探底再回升的變化，這顯示出我國基金系 QDII的經營較為被動，經營效率完全取決于海外宏觀經濟狀況，尤其是在較差的經濟狀況時期，產出遭受嚴重的沖擊，經營效率迅速跌落，大多數基金機構呈規模報酬遞減變化，我國基金系 QDII 機構的抗風險和應變能力有待提高。一方面需要及時根據市場變化調整投資戰略，更加主動性應對外部環境變化，適時降低風險資產配置，提高投資靈活性，另一方面要分散投資的分布，降低投資集中度，分散風險。
三、未剔除相關影響因素前，純技術效率是影響我國基金系 QDII 海外經營效率的主要原因 。第一階段中，規模效率水平高于純技術效率水平，經營效率受規模效率和純技術效率乘數效應影響，從而水平最低。純技術效率代表了公司的管理水平和創新能力，因此我國基金系 QDII 機構需要通過管理創新、服務創新、業務創新等創新手段提高內部資源配置效率以大幅度提升自身的管理能力和經營能力。
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