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國際金融論文，本文基于UIBE數據庫的加工數據，并依據基于WWZ分解法構建的GVC地位指數測算了39個國家的全球價值鏈地位；還計算了人口年齡結構的三個分指標少兒撫養比、勞動力人口比和老年撫養比；并加入合規的控制變量，利用1995—2017年的國別面板數據，實證檢驗了人口年齡結構對全球價值鏈地位的影響。
第1章  導論
1.1  研究背景及意義
1.1.1研究背景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實現高速發展。尤其改革開放后的前30年，一方面，中國依靠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優勢承接來自發達國家的產業轉移，通過大量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引進先進的制造設備和知識、管理經驗等，增強了自身產品的供給制造能力；另一方面，在繁榮穩定開放的國際市場環境下，中國面臨來自世界范圍的強勁需求。自改革開放后30多年的發展，中國從百廢待興逐步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然而，自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發生后，世界各國經濟遭遇不同程度的影響，經濟全球化逐漸陷入低迷，國際經濟政治環境發生深度調整。2020年初爆發的新冠疫情更是加劇了世界經濟的不確定性。在此背景下，黨和國家適時提出“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充分發揮中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①。“要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培育新形勢下中國參與國際合作與競爭的新優勢”②。然而在提出新發展格局的同時，國家也多次強調，中國仍要堅定不移地實行對外開放。江小涓等指出，要提升中國在全球產業鏈和創新鏈中的地位[1]。因此，在后疫情時代努力促進我國內循環的同時牢牢把握產業邁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的目標仍具有重要意義。
在影響一國全球價值鏈地位的眾多因素中，人口年齡結構的影響作用越來越突出。如，技術、資本和勞動是決定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而人口年齡結構對三者均具有直接影響進而對一國全球價值鏈地位的變化產生作用[2]；而且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動還會影響社會整體的儲蓄習慣和消費偏好，從而改變一國的資本勞動比[3]，進而對一國全球價值鏈地位產生影響。而縱觀全球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可以發現，世界上大部分國家生育率降低，勞動力人口增長不足，人均壽命不斷提高，導致以人口老齡化為主的人口問題不斷加劇，人口年齡結構發生深刻變化。 1.2  研究內容與技術路線
1.2.1研究內容
本文的研究主要分為6個章節，核心內容如下： 第1章是導論。闡述研究背景與研究意義，介紹研究內容與研究方法，說明可能的創新與不足之處。第2章是文獻綜述。首先對全球價值鏈地位的測算和其影響因素研究進行綜述；其次綜述人口結構的相關研究，根據本文研究的主題概括為人口結構與經濟增長和人口結構與國際貿易兩部分；最后綜述與本文聯系最為緊密的一部分人口年齡結構與全球價值鏈的相關研究。第3章是人口年齡結構影響GVC地位的理論機制。首先將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動定義為少兒撫養比、勞動力人口比與老年撫養比的變化，然后分別闡述它們對全球價值鏈地位的影響；接下來針對人口老齡化影響GVC地位做進一步討論，主要闡釋健康人力資本的中介機制：人口老齡化對健康人力資本的影響與健康人力資本對全球價值鏈升級的影響。第4章是全球價值鏈地位指數與人口年齡結構指數的測算與分析。首先介紹了本文被解釋變量全球價值鏈地位的測算指標：基于WWZ分解法構建的GVC地位指數；其次就幾個具有代表性國家的GVC地位指數進行比較分析；最后對本文的核心解釋變量人口年齡結構的三個分指標進行測算和對個別國家進行比較分析。第5章是人口年齡結構對GVC地位影響的實證研究。第一部分，基于人口年齡結構與全球價值鏈地位的半參數估計檢驗做初步觀察；第二部分，對模型設定、變量選擇和數據來源進行說明，并對模型數據做多重共線性和單位根等相關檢驗，以保證數據的可靠性；第三部分，對少兒撫養比、勞動力人口比和老年撫養比對全球價值鏈地位的基準估計結果做回歸分析；第四部分，對基準回歸結果做內生性和穩健性檢驗以保證結果的可靠性；第五部分，對人口老齡化與全球價值鏈地位之間的關系做進一步討論，其中包括健康人力資本的中介效應檢驗與人口老齡化與健康人力資本關系的門限效應檢驗。第6章是結論與政策建議。總結理論機制分析、指標測算與比較分析、實證分析各部分的主要研究結論，然后根據實證結果提出相關的政策建議，最后提出未來的研究展望。
第2章  文獻綜述
2.1  全球價值鏈的相關研究
2.1.1全球價值鏈地位測算的研究
Porter的價值鏈概念主要分析了企業通過構建價值鏈即通過設計、生產、銷售和運輸等一系列相關活動創造價值增值、獲取更高利潤的過程[5]。此概念后經Kogut、Gereffi以及其他學者的突破性完善和改進從而形成今天的全球價值鏈概念[6][7]。
伴隨全球價值鏈逐漸發展為國際生產新范式，各產品的生產工序不斷細化，生產同一產品的不同工序遍布全球，中間品貿易不斷發展為國際貿易的主要形式。面臨全新的國際貿易環境，中間品及在中間品基礎上加工而成的下一級中間品在多個國家來回穿梭，一件最終產品的價值來源極可能分布在多個國家或地區。因而傳統的貿易統計方式由于嚴重的重復計算問題造成“統計假象”，不再適用于當前以全球價值鏈為基礎的實際貿易情況[8][9]。于是，從事相關研究的各學者都致力于建立一種新的、科學的統計方式來測量全球價值鏈主導的國際貿易流動。后來眾學者將增加值貿易核算法作為主流方法。
當前，關于全球價值鏈地位測算的研究正在不斷完善。根據已有相關文獻使用的GVC地位測算方式來看，其中的代表性方法主要有垂直專業化指數（VS）、出口技術復雜度指數、GVC地位和參與度指數及其拓展以及國際貿易網絡中的中心度[10]。下面本文將對各種測算方法進行闡釋，并就各指數的運用情況進行綜述。
2.2  人口結構的相關研究
2.2.1人口結構與經濟增長
人口作為重要的生產要素之一對經濟增長具有不可替代的影響，各個年齡段的人口數量和人口質量即人口結構是不斷變化的，每當它出現巨大轉折時都會對經濟增長帶來一定程度的沖擊。我國自建國以來，人口數量經歷了多次轉折變化，人口質量即人力資本積累自改革開放以來一直處于增長態勢，每個時期的人口結構對應著中國經濟發展的不同特點。發達國家更是早早進入老齡社會，它們的經濟增長正遭受著人口老齡化帶來的不利因素的沖擊。因而，人口結構與經濟增長紛繁復雜的關系吸引著大量中外學者對此展開持續而深入的探索。
20世紀初，日本及西方主要發達國家由于經濟水平較高，死亡率下降，人口老齡化問題率先凸顯，相關研究逐漸豐富。Lindh與Malmberg將人口年齡結構變量引入含有人力資本的索洛增長模型，利用1950—1990年OECD國家的相關數據，分析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研究發現50～64歲人口比例上升促進了經濟增長，而65歲及以上年齡人口的增長不利于一國經濟的發展[42]。Fougère和Merette運用迭代模型分析7個OECD國家的人口老齡化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結果發現通過人力資本積累的中介效應，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的負效應得到緩解[43]。而Bloom等認為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勞動參與率和儲蓄率降低都會給未來經濟增長產生負面影響[44]。
第3章  人口年齡結構影響GVC地位的理論機制 .................................. 15
3.1  人口年齡結構對全球價值鏈地位的影響 ............................. 15
3.2  人口老齡化對GVC地位影響的中介機制 .............................. 16
第4章  全球價值鏈地位指數與人口年齡結構指數的測算與分析 ........................ 20
4.1  GVC地位指數 ................................ 20
4.2  GVC地位指數的測算與比較分析 ............................. 23
第5章  人口年齡結構對全球價值鏈地位影響的實證研究 ............................. 32
5.1  基于半參數估計檢驗的初步觀察 ........................... 32
5.2  模型、變量與數據 ............................ 34
第5章  人口年齡結構對全球價值鏈地位影響的實證研究 
5.1  基于半參數估計檢驗的初步觀察 
分析人口年齡結構對全球價值鏈地位的影響，如果直接采用參數估計可能會被既定的先決假設所限制，而若采用非參數估計則會產生解釋效果不佳和維度詛咒等問題[37]。因此，本文采用半參數估計模型（GAM）對人口年齡結構和全球價值鏈地位之間的規律進行初步驗證。
本文采用1995—2017年39個國家的面板數據，利用stata軟件分別繪制了少兒撫養比、勞動力人口比和老年撫養比對GVC地位指數的核回歸圖5-1、5-2和5-3。從圖5-1可以看出，當少兒撫養比在0.2至0.3區間內時，它與GVC地位指數成正比能夠促進全球價值鏈地位的提升，而當其超過0.3時它對全球價值鏈地位的抑制作用開始凸顯與GVC地位指數成反比。這初步論證了少兒撫養比對全球價值鏈地位既存在促進效應也有抑制效應的理論分析，當少兒撫養比超過一定門檻變得過大時，撫養負擔過重，抑制效應成為主效應對價值鏈地位的攀升不利。圖5-2顯示的勞動力人口比與GVC地位指數的核回歸圖反映了勞動力要素稟賦對全球價值鏈升級產生過一定積極作用，但當勞動力人口比過大時，隨著它的增加，GVC地位指數呈下降趨勢。此結論與上述理論分析基本一致。由圖5-3能夠發現，當老年撫養比低于0.3時，GVC地位指數隨著老年撫養比的增大而上升；而當老年撫養比大于0.3時，其與GVC地位指數表現出反向關系。這個結論初步佐證了人口老齡化對全球價值鏈地位作用兩面性的理論分析。 第6章  結論與政策建議
6.1  結論
本文基于UIBE數據庫的加工數據，并依據基于WWZ分解法構建的GVC地位指數測算了39個國家的全球價值鏈地位；還計算了人口年齡結構的三個分指標少兒撫養比、勞動力人口比和老年撫養比；并加入合規的控制變量，利用1995—2017年的國別面板數據，實證檢驗了人口年齡結構對全球價值鏈地位的影響。其中，依次進行了基準回歸、內生性和穩健性檢驗，并對人口老齡化和全球價值鏈地位之間的關系進行了進一步討論，包括健康人力資本提升的中介效應與健康人力資本和人口老齡化關系的門限效應檢驗。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本文根據WWZ分解法構建的1995—2017年GVC地位指數表征的全球價值鏈地位變化趨勢可以得出，盡管自2000年以來中國的全球價值鏈地位有所上升，但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還存在一定差距。因而找出影響全球價值鏈升級的因素，并施以對應的政策，對一國全球價值鏈地位的攀升具有重要意義。
第二，本文根據計算得出的人口年齡結構的三個分指標，少兒撫養比、勞動力人口比與老年撫養比的變化趨勢可以看出，中國的少兒撫養比呈現較為嚴重的下降趨勢；人口老齡化存在緩慢的增長趨勢；而勞動力人口也不再像早年間的予取予求，也開始呈現平緩的下降態勢。據此變化趨勢分析，人口老齡化程度加深與勞動力存在局部短缺將是中國在未來面臨的重要問題。
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