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發展對中國醫藥制造業出口質量的影響探討
時間:2022-09-04 來源:51mbalunwen.com作者:vicky
本文是一篇國際金融論文,?本文通過構建數理模型探索金融發展與出口質量之間存在怎樣的函數關系,探討金融發展影響醫藥制造業出口質量提升的理論機理,在此基礎上,依托中國經濟數據來測度醫藥制造業出口質量,使用省際面板數據,采用面板估計方法試圖檢驗金融發展對醫藥制造業出口質量的影響作用。
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背景與意義
1.1.1研究背景
近年來,醫藥制造業發展迅速,國家和政府也出臺相應的政策與法規來規范醫藥行業的發展,有的放矢地推進醫藥制造業的發展進程。《中國制造 2025》提出,將生物醫藥和高性能醫療器械作為重點發展領域,國家繼續把生物醫藥等戰略性新興產業作為國民經濟支柱產業加快培育,“重大新藥創制”科技重大專項等科技計劃繼續實施,將為醫藥工業創新能力、質量品牌、智能制造和綠色發展水平提升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據統計,我國醫藥制造業 2019年的出口交貨值(1138.26億元)相比于2001年(183.38億元)增長了6.2倍,表明中國醫藥制造業出口貿易活動的發展形勢良好。截止2020年上半年我國醫藥制造業出口達到901.4億元,而期末產量比上年增長了28.3%。隨著信息技術的崛起和經濟發展水平的顯著提高,我國早已成為了醫藥制造大國。醫藥制造業作為高技術產業,具有技術、知識、資本密集等特點,也是國內外市場競爭十分激烈的產業。然而,我國醫藥制造業總體創新能力有限,主要以普藥為主且技術含量低,很難在國際上形成強勁的競爭優勢,亟需實現醫藥制造業出口質量提升。
隨著金融發展理論的日趨完善致使學界關注金融發展與出口貿易活動的關系,金融發展主要是為了緩解企業的融資約束,進而激發企業參與出口交易活動。完善金融發展體系在很大程度上能夠改善貿易結構(齊俊妍,2011)。因此,金融發展對于促進貿易活動的作用顯著提升。目前關于醫藥制造業出口領域研究集中于醫藥制造業出口貿易活動與研發活動的關系(江雯雯等,2018),論證中國醫藥制造業外商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活動的關系(王東宇等,2020),以及我國醫藥制造業出口技術含量及其影響因素的實證研究(郭晶等,2010),鮮有探討金融發展與一國醫藥制造業出口質量之間關系。金融發展是為企業提供資金的重要保障,促使企業投資生產,從而進行技術革新,有助于出口產品質量升級。為此,如何更好地利用金融發展促進中國醫藥制造業出口質量提升是亟待解決的理論和現實問題。
1.2 研究思路與研究內容
1.2.1基本思路
本文緊緊圍繞“金融發展對中國醫藥制造業出口質量的影響”這一主題展開,歸納和總結國內外相關研究動態,并對已有研究動態進行總結性述評,在此基礎上,本文通過構建數理模型考察金融發展與出口質量之間存在怎樣的函數關系,重點探討金融發展對醫藥制造業出口質量影響的理論機理,并提出相應理論研究假說;依托中國經濟數據來測度醫藥制造業出口質量,使用省際面板數據,采用面板估計方法試圖檢驗金融發展對醫藥制造業出口質量的影響作用,并針對性地提出金融發展促進中國醫藥制造業出口質量提升的政策建議。
本文共分為六章:
第一部分為緒論。講述了文章的研究背景以及研究的意義,介紹了本文的研究方法以及創新與不足。
第二部分為文獻回顧與述評。本部分闡釋國內外相關文獻進行梳理,找出金融發展對醫藥制造業出口質量提升的路徑并加以應用。
第三部分為金融發展對醫藥制造業出口質量影響的理論機理。主要界定金融發展、醫藥制造業出口質量的定義。在此基礎上,重點詮釋金融發展對醫藥制造業出口質量的影響機理,主要從金融發展通過外商直接投資、人力資本積累以及研發效率等多重渠道影響醫藥制造業出口質量提升的理論機理。
第四部分是中國金融發展及醫藥制造業出口質量現狀。本部分主要從金融規模、金融結構和金融效率三個維度出發,著重分析中國金融發展現狀。同時,著力分析中國醫藥制造業出口現狀及中國醫藥制造業出口質量現狀。
第五部分金融發展影響醫藥制造業出口質量的實證分析。分別構建金融發展與外商直接投資、人力資本積累以及研發效率等多重路徑的交互項并納入回歸模型,以研究金融發展對醫藥制造業出口質量提升的路徑。
第六部分是結論及建議。先對本文的研究結論進行總結,再針對具體的實證結論并提出金融發展促進中國醫藥制造業出口質量提升的政策建議。
第二章 相關文獻回顧與述評
2.1 金融發展影響對外貿易的相關研究
2.1.1金融發展、風險分散與對外貿易
一國(地區)參與國際貿易將面臨潛在風險和不確定性,而這些風險往往包括政治風險、商業風險、匯率風險等(齊俊妍,2005)。金融發展水平越高越有利于企業緩解國際貿易融資約束問題,為企業參與國際貿易提供資金支持,有利于企業出口產品在國際上獲得比較優勢。Baldwin(1989)從風險分散視角探討了金融發展對一國(地區)出口品技術進步的影響,采用2*2*1模型(兩個國家,兩種產品,一種要素),該模型的前提條件是一種產品是受需求沖擊的風險性產品,而另一種產品是需求相對穩定的產品。該模型論證了一國(地區)金融發展水平越高,越有利于風險性出口產品獲得國際上的比較優勢。這是由于金融發展水平越高的國家(地區)的金融市場能夠有效規避風險和需求沖擊的影響,致使風險性產品獲得低風險溢價和低邊際成本;但一國(地區)金融發展水平越低,該國(地區)將面臨較高風險溢價和邊際成本,只能在需求較為穩定的出口產品上獲得比較優勢。一般而言,資本密集型產品的風險分散需求往往高于勞動密集型產品,因此,一國(地區)金融發展水平越高,往往在資本密集型產品出口上具有比較優勢,致使技術水平高于金融發展水平較低的國家。由此可見,金融發展可以憑借風險分散功能刺激風險分散需求較高的資本密集型產品出口,從而有利于該國(地區)出口產品的技術提升。
2.2 金融發展影響出口質量的相關研究
2.2.1出口質量測算方法的相關研究
關于出口產品質量的測算研究最早由Michaely(1984)基于一國(地區)出口質量與人均收入之間的關聯關系,認為可用技術復雜度(TSI)衡量一國(地區)出口質量即貿易專業化,進一步地采用加權的人均收入表征某類產品的出口質量水平,這里的權重采用該產品的出口額占該產品的世界出口額份額來表征。樊綱等(2006)采用顯示技術附加值指數(RTV)衡量出口產品技術含量,該指數的測算方法是采用一國(地區)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加權平均值來表征某產品的顯示技術附加值,且該國(地區)的權重采用該產品的顯示比較優勢指數(RCA)與被選定國家(地區)該產品顯示比較優勢(RCA)的總和之比來確定。Lall(2006)、杜修立等(2007)均采用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加權來測度一國(地區)的出口產品質量,但不同之處在于前者采用一國(地區)某種產品出口額與該產品的世界總出口額之比來表征權重,而后者則采用一國(地區)某種產品的生產量與該產品世界生產量之比來表征權重。Hausmann等(2007)采用一國(地區)出口技術復雜度(PROD)來衡量某種產品的出口技術含量,該方法采用某類產品的顯示比較優勢指數(RCA)對出口國(地區)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進行加權,而后,Xu(2007)采用某種產品的價格指數替代該產品出口額并對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進行加權處理,該方法主要是對出口技術復雜度測算公式中的權重作了修正。
國內學者如張杰等(2014)考慮采用單位茶農的出口價格作為產品質量的代理變量可能會導致估算結果的偏差,認為出口產品質量的測算應著重考慮有效工具變量以及控制變量來處理需求結構模型計量框架下出口產品價格和需求之間的內生性問題。施炳展等(2014)結合新貿易理論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礎上放棄單位價值等同于質量假設,采用產品層面反推方法來測算我國企業出口產品質量。許和連和王海成(2016)、許家云等(2017)、蘇丹妮等(2018)采用事后推理方法來測算企業出口產品質量。
第三章 金融發展對醫藥制造業出口質量影響的理論機理 .......................... 19
3.1 金融發展影響醫藥制造業出口質量的理論模型 ............................. 19
3.2 金融發展影響醫藥制造業出口質量提升的機理 ............................ 22
第四章 中國金融發展及醫藥制造業出口質量現狀 ......................... 25
4.1 中國金融發展現狀 ............................... 25
4.1.1金融發展指標的度量 ...................................... 25
4.1.2中國金融發展狀況 ..................................... 25
第五章 金融發展影響醫藥制造業出口質量的實證分析 ............................ 32
5.1 模型、變量與數據 ......................... 32
5.1.1模型設定...................................... 32
5.1.2變量選取.................................. 32
第五章 金融發展影響醫藥制造業出口質量的實證分析
5.1 模型、變量與數據
5.1.1模型設定
科學識別金融發展與醫藥制造業出口質量的關聯關系,為中國“十四五”時期增長方式轉變、出口結構優化以及制造業出口產品技術含量提升的政策選擇提供一定的理論依據和實踐價值。
本章所用數據均來源于2004-2018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工業統計年鑒》《中國經濟普查年鑒》《中國科技統計年鑒》《中國人口和就業統計年鑒》以及地方政府統計公報。對于部分年份缺失的數據采用移動平均法進行填充,由于西藏數據嚴重缺失,本章選取除西藏以外30個省(區、市)作為研究對象。
第六章 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6.1 主要結論
本文緊緊圍繞“金融發展對中國醫藥制造業出口質量的影響”這一主題展開,歸納和總結國內外相關研究動態,并對已有研究動態進行總結性述評,為此,本文通過構建數理模型探索金融發展與出口質量之間存在怎樣的函數關系,探討金融發展影響醫藥制造業出口質量提升的理論機理,在此基礎上,依托中國經濟數據來測度醫藥制造業出口質量,使用省際面板數據,采用面板估計方法試圖檢驗金融發展對醫藥制造業出口質量的影響作用。本文主要研究結論如下:第一,金融規模、金融結構和金融效率顯著促進了醫藥制造業出口質量提升,說明金融發展對中國醫藥制造業出口質量提升具有積極影響作用。第二,雖然金融發展尚不能通過提升研發效率和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效應來促進醫藥制造業出口產品質量提升,但東部、中部地區金融發展可以通過研發效率和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效應促進醫藥制造業出口產品質量提升。第三,人力資本、物質資本和資源稟賦顯著促進了醫藥制造業出口質量提升,這也說明了要素稟賦是影響一國企業出口比較優勢的重要因素。制度質量促進了醫藥制造業出口質量提升,而進口貿易規模對醫藥制造業出口質量產生了負面效應。
參考文獻(略)
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背景與意義
1.1.1研究背景
近年來,醫藥制造業發展迅速,國家和政府也出臺相應的政策與法規來規范醫藥行業的發展,有的放矢地推進醫藥制造業的發展進程。《中國制造 2025》提出,將生物醫藥和高性能醫療器械作為重點發展領域,國家繼續把生物醫藥等戰略性新興產業作為國民經濟支柱產業加快培育,“重大新藥創制”科技重大專項等科技計劃繼續實施,將為醫藥工業創新能力、質量品牌、智能制造和綠色發展水平提升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據統計,我國醫藥制造業 2019年的出口交貨值(1138.26億元)相比于2001年(183.38億元)增長了6.2倍,表明中國醫藥制造業出口貿易活動的發展形勢良好。截止2020年上半年我國醫藥制造業出口達到901.4億元,而期末產量比上年增長了28.3%。隨著信息技術的崛起和經濟發展水平的顯著提高,我國早已成為了醫藥制造大國。醫藥制造業作為高技術產業,具有技術、知識、資本密集等特點,也是國內外市場競爭十分激烈的產業。然而,我國醫藥制造業總體創新能力有限,主要以普藥為主且技術含量低,很難在國際上形成強勁的競爭優勢,亟需實現醫藥制造業出口質量提升。

1.2 研究思路與研究內容
1.2.1基本思路
本文緊緊圍繞“金融發展對中國醫藥制造業出口質量的影響”這一主題展開,歸納和總結國內外相關研究動態,并對已有研究動態進行總結性述評,在此基礎上,本文通過構建數理模型考察金融發展與出口質量之間存在怎樣的函數關系,重點探討金融發展對醫藥制造業出口質量影響的理論機理,并提出相應理論研究假說;依托中國經濟數據來測度醫藥制造業出口質量,使用省際面板數據,采用面板估計方法試圖檢驗金融發展對醫藥制造業出口質量的影響作用,并針對性地提出金融發展促進中國醫藥制造業出口質量提升的政策建議。
本文共分為六章:
第一部分為緒論。講述了文章的研究背景以及研究的意義,介紹了本文的研究方法以及創新與不足。
第二部分為文獻回顧與述評。本部分闡釋國內外相關文獻進行梳理,找出金融發展對醫藥制造業出口質量提升的路徑并加以應用。
第三部分為金融發展對醫藥制造業出口質量影響的理論機理。主要界定金融發展、醫藥制造業出口質量的定義。在此基礎上,重點詮釋金融發展對醫藥制造業出口質量的影響機理,主要從金融發展通過外商直接投資、人力資本積累以及研發效率等多重渠道影響醫藥制造業出口質量提升的理論機理。
第四部分是中國金融發展及醫藥制造業出口質量現狀。本部分主要從金融規模、金融結構和金融效率三個維度出發,著重分析中國金融發展現狀。同時,著力分析中國醫藥制造業出口現狀及中國醫藥制造業出口質量現狀。
第五部分金融發展影響醫藥制造業出口質量的實證分析。分別構建金融發展與外商直接投資、人力資本積累以及研發效率等多重路徑的交互項并納入回歸模型,以研究金融發展對醫藥制造業出口質量提升的路徑。
第六部分是結論及建議。先對本文的研究結論進行總結,再針對具體的實證結論并提出金融發展促進中國醫藥制造業出口質量提升的政策建議。
第二章 相關文獻回顧與述評
2.1 金融發展影響對外貿易的相關研究
2.1.1金融發展、風險分散與對外貿易
一國(地區)參與國際貿易將面臨潛在風險和不確定性,而這些風險往往包括政治風險、商業風險、匯率風險等(齊俊妍,2005)。金融發展水平越高越有利于企業緩解國際貿易融資約束問題,為企業參與國際貿易提供資金支持,有利于企業出口產品在國際上獲得比較優勢。Baldwin(1989)從風險分散視角探討了金融發展對一國(地區)出口品技術進步的影響,采用2*2*1模型(兩個國家,兩種產品,一種要素),該模型的前提條件是一種產品是受需求沖擊的風險性產品,而另一種產品是需求相對穩定的產品。該模型論證了一國(地區)金融發展水平越高,越有利于風險性出口產品獲得國際上的比較優勢。這是由于金融發展水平越高的國家(地區)的金融市場能夠有效規避風險和需求沖擊的影響,致使風險性產品獲得低風險溢價和低邊際成本;但一國(地區)金融發展水平越低,該國(地區)將面臨較高風險溢價和邊際成本,只能在需求較為穩定的出口產品上獲得比較優勢。一般而言,資本密集型產品的風險分散需求往往高于勞動密集型產品,因此,一國(地區)金融發展水平越高,往往在資本密集型產品出口上具有比較優勢,致使技術水平高于金融發展水平較低的國家。由此可見,金融發展可以憑借風險分散功能刺激風險分散需求較高的資本密集型產品出口,從而有利于該國(地區)出口產品的技術提升。
2.2 金融發展影響出口質量的相關研究
2.2.1出口質量測算方法的相關研究
關于出口產品質量的測算研究最早由Michaely(1984)基于一國(地區)出口質量與人均收入之間的關聯關系,認為可用技術復雜度(TSI)衡量一國(地區)出口質量即貿易專業化,進一步地采用加權的人均收入表征某類產品的出口質量水平,這里的權重采用該產品的出口額占該產品的世界出口額份額來表征。樊綱等(2006)采用顯示技術附加值指數(RTV)衡量出口產品技術含量,該指數的測算方法是采用一國(地區)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加權平均值來表征某產品的顯示技術附加值,且該國(地區)的權重采用該產品的顯示比較優勢指數(RCA)與被選定國家(地區)該產品顯示比較優勢(RCA)的總和之比來確定。Lall(2006)、杜修立等(2007)均采用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加權來測度一國(地區)的出口產品質量,但不同之處在于前者采用一國(地區)某種產品出口額與該產品的世界總出口額之比來表征權重,而后者則采用一國(地區)某種產品的生產量與該產品世界生產量之比來表征權重。Hausmann等(2007)采用一國(地區)出口技術復雜度(PROD)來衡量某種產品的出口技術含量,該方法采用某類產品的顯示比較優勢指數(RCA)對出口國(地區)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進行加權,而后,Xu(2007)采用某種產品的價格指數替代該產品出口額并對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進行加權處理,該方法主要是對出口技術復雜度測算公式中的權重作了修正。
國內學者如張杰等(2014)考慮采用單位茶農的出口價格作為產品質量的代理變量可能會導致估算結果的偏差,認為出口產品質量的測算應著重考慮有效工具變量以及控制變量來處理需求結構模型計量框架下出口產品價格和需求之間的內生性問題。施炳展等(2014)結合新貿易理論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礎上放棄單位價值等同于質量假設,采用產品層面反推方法來測算我國企業出口產品質量。許和連和王海成(2016)、許家云等(2017)、蘇丹妮等(2018)采用事后推理方法來測算企業出口產品質量。
第三章 金融發展對醫藥制造業出口質量影響的理論機理 .......................... 19
3.1 金融發展影響醫藥制造業出口質量的理論模型 ............................. 19
3.2 金融發展影響醫藥制造業出口質量提升的機理 ............................ 22
第四章 中國金融發展及醫藥制造業出口質量現狀 ......................... 25
4.1 中國金融發展現狀 ............................... 25
4.1.1金融發展指標的度量 ...................................... 25
4.1.2中國金融發展狀況 ..................................... 25
第五章 金融發展影響醫藥制造業出口質量的實證分析 ............................ 32
5.1 模型、變量與數據 ......................... 32
5.1.1模型設定...................................... 32
5.1.2變量選取.................................. 32
第五章 金融發展影響醫藥制造業出口質量的實證分析
5.1 模型、變量與數據
5.1.1模型設定
科學識別金融發展與醫藥制造業出口質量的關聯關系,為中國“十四五”時期增長方式轉變、出口結構優化以及制造業出口產品技術含量提升的政策選擇提供一定的理論依據和實踐價值。
本章所用數據均來源于2004-2018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工業統計年鑒》《中國經濟普查年鑒》《中國科技統計年鑒》《中國人口和就業統計年鑒》以及地方政府統計公報。對于部分年份缺失的數據采用移動平均法進行填充,由于西藏數據嚴重缺失,本章選取除西藏以外30個省(區、市)作為研究對象。

6.1 主要結論
本文緊緊圍繞“金融發展對中國醫藥制造業出口質量的影響”這一主題展開,歸納和總結國內外相關研究動態,并對已有研究動態進行總結性述評,為此,本文通過構建數理模型探索金融發展與出口質量之間存在怎樣的函數關系,探討金融發展影響醫藥制造業出口質量提升的理論機理,在此基礎上,依托中國經濟數據來測度醫藥制造業出口質量,使用省際面板數據,采用面板估計方法試圖檢驗金融發展對醫藥制造業出口質量的影響作用。本文主要研究結論如下:第一,金融規模、金融結構和金融效率顯著促進了醫藥制造業出口質量提升,說明金融發展對中國醫藥制造業出口質量提升具有積極影響作用。第二,雖然金融發展尚不能通過提升研發效率和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效應來促進醫藥制造業出口產品質量提升,但東部、中部地區金融發展可以通過研發效率和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效應促進醫藥制造業出口產品質量提升。第三,人力資本、物質資本和資源稟賦顯著促進了醫藥制造業出口質量提升,這也說明了要素稟賦是影響一國企業出口比較優勢的重要因素。制度質量促進了醫藥制造業出口質量提升,而進口貿易規模對醫藥制造業出口質量產生了負面效應。
參考文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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