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國際金融論文，本文從地級市層面研究數字經濟發展對全球價值鏈嵌入位置的影響以及作用機制，以期為把握數字經濟賦能時機，促進我國全球價值鏈嵌入位置攀升提出具有啟迪性的建議。 
1.導論
1.1 研究背景和意義
1.1.1研究背景

國際金融論文參考

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的高速發展，以互聯網、大數據、區塊鏈等為代表的數字技術在與實體經濟不斷融合的過程中催生出數字經濟的新業態，并以其獨有的方式重新塑造全球生產布局。數字經濟以數字技術為依托，將生產環節進一步分割細化，然后分散到世界各國進行再次配置，實現價值鏈體系的重構。以數字技術創新為動力，數字經濟正在逐步替代服務經濟，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新導向。數字經濟推動的價值鏈重構，為價值鏈中低端國家提供了向高端躍進和后發趕超的大好時機。
從數字經濟發展進程來看，2021年，中國信通院所測算的47個國家的數字經濟總增加值達到38.1萬億美元，同比增長15.6%，我國數字經濟規模達7.1萬億美元，同比增長16.2%，高于世界同期增速，同時高于同期GDP增速7.8個百分點，表明數字經濟已經成為拉動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之一。①盡管我國數字經濟高速發展，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不斷提升，為我國企業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的過程帶來了一定程度上的價值增值，但是，在數字經濟推動全球價值鏈變革的過程中也存在著很大的風險。一方面，我國地區企業長期陷入“低端鎖定”的困局，產業核心技術匱乏，一旦“鏈主”國家對我國實行核心技術產品斷供，將會導致我國局部產業鏈斷裂，陷入“卡脖子”的窘境；另一方面，我國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依舊突出，隨著數字經濟的不斷發展，資本對勞動的可替代性增強，東部沿海與中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會進一步拉大，阻礙我國產業結構升級，影響整體全球價值鏈嵌入位置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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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思路與方法
1.2.1研究思路
本文首先從數字經濟與全球價值鏈兩個方面進行系統文獻梳理，并在此基礎上探究地級市層面數字經濟發展對全球價值鏈嵌入位置的影響與作用機制，并且利用調節效應模型研究小城市周圍中心城市數量對城市數字經濟發展影響本地全球價值鏈嵌入位置的作用，以此來分析中心城市對周圍小城市可能產生的“虹吸效應”與“擴散效應”大小。在理論分析基礎上，構建實證模型進行檢驗，最后根據理論分析和實證檢驗的結果提出相關政策建議。綜上所述，本文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展開論述：
第一章，緒論。闡述本文的研究背景和選題意義，說明本文的研究思路和主要內容，介紹本文的研究方法和可能的創新之處。
第二章，關于數字經濟與全球價值鏈的文獻綜述。這一部分通過對數字經濟與全球價值鏈的相關研究進行梳理，厘清文章研究思路。
第三章，數字經濟影響城市全球價值鏈嵌入位置的理論分析。通過理論分析城市數字經濟發展對全球價值鏈嵌入位置的影響、作用機制以及中心城市對周圍小城市數字經濟發展影響本地全球價值鏈嵌入位置的作用，并提出相應理論假說。
第四章，城市全球價值鏈嵌入位置與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現狀分析。本章通過熵權法測度城市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利用中國海關數據和中國工業企業數據測度城市全球價值鏈嵌入位置，對不同城市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和全球價值鏈嵌入位置的情況進行分析，從中探究出城市數字經濟與全球價值鏈嵌入位置的內在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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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獻綜述
2.1數字經濟的相關研究
2.1.1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測度的相關研究
當前數字經濟蓬勃發展，但是由于國際上對數字經濟還沒有一個統一的范圍界定，因此，對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測度方法與結果也不盡相同。根據研究方法的不同，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測度方法主要可以分為增加值測算法和指數分析法。
對于增加值測算法，Machlup（1962）和Porat（1977）開啟了增加值測算經濟發展水平的大門，主要用于測算知識經濟以及信息經濟的發展水平。近些年來，隨著數字經濟的高速發展，這一方法被逐步用于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測算研究。美國經濟分析局根據供給使用表，對美國數字經濟的增加值規模進行了測算以此得出美國數字經濟發展水平（BEA，2019）。在國內，中國信通院發布的《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白皮書（2020）》就采用了價值增值的方法。許憲春等（2020）借鑒BEA的測算方法并結合國家統計局的產品分類《統計用產品目錄》對數字經濟相關的產品進行分類，對中國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進行測算，并且與美國、澳大利亞等國家進行了橫向比較。韓兆安等（2021）在此基礎上對中國省際數字經濟發展水平進行了測算，進一步分析了中國省際數字經濟發展現狀、發展特征以及地區差異。限于數據的可得性，增加值測算方法更多用于國家、省級層面的數字經濟研究和分析，對于更進一步的測算研究，學者們多采用指數分析法。
對于指數分析法，囿于研究側重點的不同以及數據的可得性，不同的學者構建的評價體系不盡相同，可以劃分為單一指標評價體系和綜合指標評價體系。數字經濟產生于互聯網，對于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測度也多起始于對互聯網發展水平的測度。一些學者從信息通訊技術（ICT）的使用情況來衡量互聯網發展水平，Hellmanzik等（2015）和施炳展等（2016）使用雙向網址鏈接的數量來測度互聯網發展水平；沈國兵等（2020）通過企業是否擁有新浪微博來衡量企業數字化水平，并以企業是否擁有郵箱和主頁作為替換變量進行穩健性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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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全球價值鏈的相關研究
2.2.1全球價值鏈嵌入位置測度的相關研究
在價值鏈分工日益深化的背景下，以WIOD數據為依據，以增加值貿易為基礎的價值鏈嵌入測度方法已經普遍達成共識，但是隨著研究的進一步深入，國家層面的價值鏈嵌入測度已經不能滿足學術研究的需要。基于此，不少學者用不同方法測算了企業或行業的全球價值鏈嵌入位置。
在企業層面，Upward等 (2013) 在Wang等 (2013) 的方法的基礎上， 采用中國海關數據庫和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的合并數據測算了中國企業的國外增加值；但是該方法存在一定的缺陷，張杰等（2013）考慮到中間貿易代理商的存在會使企業的部分海外中間投入品并非直接從海關進口所得，導致企業進口的中間投入額被低估，就在其基礎上剔除中間代理商樣本企業進行測度；呂越等（2016）在現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通過區分進口產品類型保留中間產品、剔除中間貿易商樣本、剔除過度出口企業和過度進口企業樣本、剝離國內中間投入的海外成分（假定5%）四個方面進行改進，形成了更加精確的企業出口國外附加值測算方法。
在行業層面，張少軍等（2013）利用1997年、2002年和2007年的投入產出表計算行業中間投入占總產出的比重，用以衡量各個行業短期內全球價值鏈嵌入程度；王玉燕等（2014）利用1999-2012年23個工業行業面板數據，基于投入產出表與索洛殘差法測算了工業行業全球價值鏈嵌入程度；劉維林等（2014）采用二次優化算法對區分加工貿易與一般貿易的非競爭型投入產出表進行估算，得出用以反映全球價值鏈嵌入程度的各項國外附加值率指標；王孝松等（2017）采用WIOD數據庫測算1995-2011年份國家（地區）－行業維度的價值鏈嵌入程度和地位指標，再將各行業的雙邊增加值率取平均值得到計算結果。隨著區域協調發展的推進，城市層面的全球價值鏈嵌入位置測算缺口也逐步被填補，邵朝對等（2017）利用中國海關數據和30個省份間區域投入產出表，通過詳細識別每一筆進出口交易的省份，計算該省份的進口中間品占出口的比重來衡量該省份的GVC嵌入程度；余泳澤等（2019）在此基礎上利用海關數據測度了2002-2013年中國230個地級市的全球價值鏈嵌入位置，在此基礎上展開了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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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數字經濟影響城市全球價值鏈嵌入位置的理論分析 .................................. 13
3.1數字經濟影響城市全球價值鏈嵌入位置的直接效應 ............................ 13
3.2數字經濟影響城市全球價值鏈嵌入位置的作用機制 .................... 14
4.城市全球價值鏈嵌入位置與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測算 ...................... 19
4.1城市全球價值鏈嵌入位置的測算 ........................... 19
4.1.1測算方法 ............................... 19 
4.1.2測算結果分析 ........................... 20
5.數字經濟影響城市全球價值鏈嵌入位置的實證檢驗 ......................... 27
5.1計量模型構建 .......................................... 27
5.2變量說明與數據來源 .................................. 28
5.數字經濟影響城市全球價值鏈嵌入位置的實證檢驗
5.1計量模型構建
本文參考韋施威等（2022）將省會城市和4個直轄市作為區域中心城市，基于城市規模異質性檢驗的結果，通過比較中心城市和小城市數字經濟發展對本地全球價值鏈嵌入位置的影響差異，進一步研究中心城市對周圍小城市數字經濟影響本地全球價值鏈嵌入位置的作用。本文參考韋施威等（2022），通過經緯度計算出各地級市之間的空間地理距離，剔除中心城市樣本，選取小城市周圍100公里、200公里、300公里范圍內中心城市的個數作為調節變量進行檢驗，同時考慮到小城市周圍中心城市的個數（BIGCITY）這一變量不隨時間變化，會被個體固定效應吸收，因此未將其放入模型中，故模型設定如下：
ititixitititGVC=β+βdig +βBIGCITY×dig +βControl+μ+μ+ε0123lnlnln   （5-3） 
其中，GVCit表示i城市t時期全球價值鏈嵌入位置，digit表示i城市t時期數字經濟發展水平，BIGCITYix表示i城市100公里、200公里、300公里范圍內中心城市的個數（其中x=100，200，300），Control表示控制變量，μi表示城市固定效應，μt表示年份固定效應，εit為隨機擾動項。若β2的系數為正，表明小城市周圍中心城市越多，數字經濟發展促進本地全球價值鏈嵌入位置提升的效用增強，若β2的系數為負，則表明小城市周圍中心城市越多，數字經濟發展促進本地全球價值鏈嵌入位置提升的效用減弱，可能存在的原因是中心城市數字經濟對周邊小城市產生了“虹吸效應”或“擴散效應”。“虹吸效應”使得中心城市憑借自身資源稟賦和經濟發展優勢，吸納更多資源，使得小城市發展受限于資源稟賦的約束，數字經濟發展促進城市全球價值鏈嵌入位置提升的效用得不到充分發揮，使得城市數字經濟發展促進本地全球價值鏈嵌入位置提升的效用減弱。“擴散效應”會推動中心城市的經濟活動向周邊地區轉移，中心城市可能會由于空間限制、產業結構調整等原因進行產業轉移，向周圍城市滲透技術、人才、資金等資源，使得城市數字經濟發展促進本地全球價值鏈嵌入位置提升的效用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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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結論與政策建議
6.1研究結論
本文基于2003-2013年中國221個地級市的面板數據，較為系統地考察了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對城市全球價值鏈嵌入位置的影響。主要結論如下：
（1）城市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能夠顯著促進全球價值鏈嵌入位置的提升，并且該影響具有普適性。
（2）城市數字經濟發展對全球價值鏈嵌入位置的影響具有城市異質性，呈現出非線性動態遞增趨勢。也就是說，數字經濟促進城市全球價值鏈嵌入位置提升的作用在全球價值鏈嵌入位置較高的城市效用更強，在全球價值鏈嵌入位置較低的城市效用相對較弱。
（3）城市數字經濟對全球價值鏈嵌入位置的影響具有區域異質性、政策異質性和城市規模異質性。數字經濟促進東部地區城市全球價值鏈嵌入位置提升的效用比促進中西部地區城市全球價值鏈嵌入位置提升的效用更強，與城市數字經濟促進全球價值鏈嵌入位置提升的非線性動態遞增趨勢相吻合。數字經濟發展促進“一帶一路”沿線城市全球價值鏈嵌入位置提升的效用比促進非“一帶一路”沿線城市全球價值鏈嵌入位置提升的效用更強。數字經濟促進中心城市全球價值鏈位置提升的效用比促進小城市全球價值鏈嵌入位置提升的效用更強。
（4）城市數字經濟發展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和提高技術創新能力的方式促進全球價值鏈嵌入位置的提升。
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