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國際貿易論文，本文得出以下研究結論：（1）基準回歸結果顯示，中國對非援助會促進中國企業對非直接投資；（2）穩健性結果和內生性結果與基準回歸得出的結果一致。且穩健性結果表明，中國對非援助存在滯后效應，其中援助的滯后一期對投資的影響較為顯著；
1  緒論
1.1  研究背景與意義
1.1.1  研究背景

國際貿易論文怎么寫

對外援助和對外直接投資作為兩大國際經濟合作方式，對于促進雙方國家發展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中國對外援助是中國在新時期開展國際合作的一項重大舉措，它不僅反映出中國在國際上積極承擔國際責任，履行國際義務，致力于建立一個人類命運共同體，同時也彰顯了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的大國擔當。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世界各國人民前途所在，中國愿意為世界各國的發展提供更多的資金，為減少南北方之間的鴻溝而努力，為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提供更多的支持和援助。”因此，在中國躋身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系的同時，其對外援助也表現出了空前的高速發展態勢。與此同時，其在國際上的地位也在持續上升，同美日等國家的關系也在逐步拉近，并已躍居全球第四大對外援助國。另外，《新時代的中國國際發展合作》白皮書還指出，在中國開展的援助活動中，對非洲國家的援助比例為44.65%，位居第一。由此可以看出，非洲國家是中國對外援助的重點對象。這是因為，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且大部分發展中國家主要集中在非洲。相似的歷史遭遇、共同的歷史使命把中國和非洲緊緊聯系在一起，這些國家更傾向于接受來自中國的援助。同時，他們也更需要像中國這樣有著較強治理能力的國家的幫助，來引導其走向繁榮發展之路。此外，《新時代中非合作》白皮書中指出，“中國應加強與非洲各國的團結和合作，建立一個更密切的、更好的命運共同體。讓中國同非洲各國在爭取民族解放、民族獨立的過程中，互相扶持，不斷加深雙方的政治互信；在共同發展和繁榮的過程中互相幫助，擴大合作的新領域；密切協調重要國際事務，以維護國際社會的公平與公正”。但是，中國對外援助在國內和國際上都存在著較大的爭議。一方面，西方輿論認為中國對外援助是為了獲取受援國的自然資源（王永欽等，2014），且不利于受援國的政治穩定（Isaksson和Kotsadam，2018）。另一方面，國內出現了小部分的質疑，認為中國對外援助毫無意義。中國是個發展中國家，其在發展過程中也還有許多問題需要去解決。與其將資金用于對外援助，不如用來完善國內建設。因此，本文旨在通過研究中國對非援助對中國企業對非直接投資的影響來回應以上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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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文獻綜述
1.2.1  對外援助相關研究
隨著對外援助成為大國外交的重要手段，其逐漸成為眾多國內外學者研究的熱點話題。目前，針對援助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對外援助的經濟效應以及對外援助對于受援國政治穩定性兩個方面。
(1)對外援助的經濟效應
關于對非援助的經濟效應相關研究，學者們從不同視角進行展開。Kruse和Martinezzarzoso（2016）使用國家層面的面板數據進行研究，發現援助有可能會增加受援國的進口。朱瑋瑋等（2018）在此基礎上運用GMM模型來削弱援助與受援國經濟增長間雙向因果關系帶來的內生性問題，仍得出與Kruse和Martinezzarzoso（2016）一致的結論。且Xu Z和 Zhang（2022）通過網格面板回歸分析，發現中國對非援助有助于促進受援國經濟發展，具體體現在工業和人口方面的增長。Dreher 等（2021）則從長短期效應的角度研究2000-2014年間中國對138個發展中國家援助與受援國經濟增長的關系，發現中國對外援助的經濟增長效應是短期的，且未發現中國對外援助會削弱其他國家援助給受援國帶來的經濟增長。Liu和Tang（2018）通過對比美國與中國對非援助的經濟效應發現，中國的對非援助有助于受援國出口及兩國貿易額的增長。馮凱等（2021）從公共支出的角度揭示了中國對非援助對受援國居民福利水平的促進作用，并對中國對外援助的經濟效應提供了一個新的理論框架，豐富了相關研究。以上學者旨在研究中國對外援助對受援國經濟效應的影響，而熊青龍和黃梅波（2014）則通過時間序列協整理論檢驗中國對外援助對我國貿易的影響，結果證明中國對外援助有助于促進我國對外貿易。在此基礎上，孫楚仁等（2020）從二元邊際角度出發，發現中國對非援助有助于中國產品層面出口，且集約邊際的作用更大。李榮林等（2022）從出口值增加的視角來研究中國對非援助的出口貿易效應，發現中國對非援助通過提高交通和通信設施質量有效地促進中國出口值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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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理論基礎與作用機理分析
2.1  相關理論基礎
2.1.1  多中心治理理論
英國學者Polanyi（1951）在《自由邏輯》一書中首次建立了“多中心”的理論框架，其旨在于一個復雜的社會哲學領域內尋找自發性秩序的合理性，并對社會治理的可能性與局限性進行探討與解釋。在這本著作中，社會秩序主要被劃分為兩種：指揮秩序和多中心秩序。指揮秩序實質上是一種以終極權威為主導，其以上下級一體化為基礎的單中心秩序。通過形成下級服從上級命令的一體化鏈條來進行著自身的運轉與“協調”，從而達到不斷分化與整合的目的。然而，在這種下級一致服從上級命令的單鏈關系中，隱藏著一種深層次的秩序危機和一種重大的理論缺失。Polanyi（1951）認為，這種秩序的合理性存在以下兩個前提條件：第一，秩序中強調的終極權威僅由處在上級地位的觀察家擁有，且這些觀察家必須具備無所不知的能力；第二，確保所有的下級都會服從上屬的命令，否則最高決策者便會感覺到超負荷的工作壓力。而下屬為了討好上司扭曲信息，由于信息的錯位甚至是信息的丟失，與之相對應的表現和預期之間的差距就會導致協調和指揮的失敗。事實上，位處高位的觀察家不可能擁有無所不知的能力，而要求所有的下級必須服從上級命令也是難以實現的事情。因此，指揮秩序存在深刻的社會問題，其容易引起社會治理的失靈。
在Polanyi（1951）看來，相對于指揮秩序這種單一化社會秩序而言，多中心秩序強調多個行動單元彼此獨立，各自追逐自身的利益。同時，多中心秩序由于受到一定的規范約束能夠做到彼此協調，并在普遍的規范中尋找自己的位置，從而使彼此之間的關系得以統一。此外，Polanyi（1951）認為“多中心”的內涵在于自發性即在人們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時，其會出于自發性的意識來建立起有序的組織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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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中國對非援助對中國企業對非直接投資的影響
為了推動全球發展和治理進程，著眼推進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大力開展對外援助。中國對外援助從實質上講是一種國際性的發展合作，它既可以通過物資和技術的援助來幫助受援國減輕貧困和促進受援國的經濟發展，又可以通過企業、貨物、技術、標準等的對非輸出來推進雙方的經濟貿易合作。隨著中國綜合實力的不斷增強，中國由受援國轉為一個新興的強大援助國，其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現有的許多研究都一致支持中國的援助對其對外直接投資具有積極作用的觀點。Luo等（2010）指出，中國可以通過制定較為完善的援助政策以及援助計劃來克服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中的障礙。Lu等（2018）認為，對外援助是一個國家用來支持東道國跨國公司的重要工具，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如非洲國家）的投資。這是因為，對外援助有助于加強兩國間政治關系和密切合作，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投資者認知，從而達到吸引投資的作用。此外，Sauvant和Chen（2014）也將中國的援助視為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支持，中國企業可以通過不同渠道獲得中國援助的財政補貼，這極大增加了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積極性。據統計，中國一半以上的援助流向了非洲國家，中國通過對非援助將非洲經濟與中國市場聯系得更緊密（Harchaoui等，2021）。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說1：中國對非援助能夠促進中國企業對非直接投資。

國際貿易論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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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國對非援助及投資現狀 ............................ 18
3.1  中國對非援助現狀 ............................. 18
3.1.1  中國對非援助特征 .......................... 18
3.1.2  中國對非援助總體規模 ............................ 19
4  中國對非援助對中國企業對外投資影響的實證分析 ........................ 26
4.1  模型構建與變量選擇 ........................... 26
4.1.1  模型構建 ................................ 26
4.1.2  變量選擇 ........................ 26
5  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 42
5.1  研究結論 ................................. 42
5.2  政策建議 .............................. 43
4  中國對非援助對中國企業對外投資影響的實證分析
4.1  模型構建與變量選擇
4.1.1  模型構建
為了檢驗假說1即中國對非援助是否會促進中國企業對非直接投資，本文設定以下計量模型：
lnofdiijt=α0+α1lnaidjt+α2lncapit+α3lnageit+α4lnDACaidjt+α5lnNaturesjt+α6lnpgdpjt+α7lntradeopenjt+α8lnofdiopenjt+firmi+countryj+yeart+εijt                              (4.1)
其中，本文的被解釋變量lnofdiijt表示t年i企業對國家j的投資額；lnaidjt表示t年中國對j國的援助額對數；lncapit和lnageit分別表示企業注冊資本和年齡，為企業層面的控制變量；lnDACaidjt表示t年時DAC國家對j國的援助額；lnNaturesjt和lnpgdpjt分別表示受援國j的自然資源稟賦和經濟規模；lntradeopenjt和lnofdiopenjt為t年時j國的貿易依存度和外資開放度。
4.1.2  變量選擇
本文使用的數據主要包括FDI Markets數據庫、美國威廉瑪麗學院創建的“Aiddata 中國對外援助數據庫”、世界銀行的“世界發展指標WDI”、AFDB數據庫和“全球治理指數WGI”。
企業對外投資數據來源于FDI Markets數據庫，該數據庫記錄了全球所有國家和行業跨境綠地投資情況，提供了投資時間、投資企業、投資子公司、投資母國所在地、投資目的地、投資行業、投資金額、創造的就業量和投資類型等詳細信息。基于此，本文通過篩選整理得到2003—2017年149家中國對非投資企業數據。
本文的核心解釋變量為中國對非援助額的對數，該數據來源于中國對外援助數據來自美國威廉瑪麗學院創建的中國對外援助數據庫（Aiddata）。該數據庫利用TUFF（Tracking Underreported Financial Flows）技術追蹤了中國2000—2017年在世界各主要地區165個國家的300多個政府機構和國有實體資助的13427個發展項目，提供了援助國家和地區、承諾援助金額、援助部門、援助類型、援助目的等信息。結合投資數據庫，本文將研究年份確定為2003—2017年，并通過援助目的地篩選出2003—2017年中國對非援助額進行實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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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5.1  研究結論
首先，本文通過構建2003—2017年的企業－國家－年份三維面板數據，以中國企業對非投資為被解釋變量、中國對非援助額為解釋變量，通過引入國家層面和企業層面控制變量進行實證回歸，來研究中國對非援助與中國企業對非直接投資間的關系；其次，并在此基礎上通過更換核心解釋變量、滯后核心解釋變量和加入工具變量來驗證模型和結果的穩健性；再次，按照中國對外援助目的、對外援助方式、對外援助地區、受援國經濟發展水平和企業類型進行分組，拓展性地分析了中國對非援助對中國企業對非投資的異質性影響；最后，利用中介效應模型檢驗了中國援助對中國企業投資的影響路徑。基于此，研究得出以下結論：
（1）中國對非援助與中國企業對非投資呈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即受援國接收到的援助額越多，越有利于吸引外資流入。同時這也證明了，中國對非援助是極具意義的行為，不僅有助于非洲國家自主發展，還有助于中國企業走出去。（2）本文通過穩健性檢驗和內生性檢驗得出了與基準回歸一致的結果。其中穩健性結果顯示，中國對非援助存在滯后效應，其中援助的滯后一期和當期對投資的影響較為顯著，援助的滯后二期對投資的影響不太顯著；（3）中國對非援助在促進中國企業投資的作用效果上具有援助異質性和企業異質性。從中國對外援助方式來看，中國OOF和VOF援助對中國企業投資有著顯著的促進作用，而ODA援助與中國企業投資呈負相關關系。從中國對外投資企業類型上看，相較于國有企業而言，中國對非援助更能刺激民營企業的投資意愿。這是因為，民營企業相較于國有企業而言風險承受能力較弱。而中國對非援助有助于通過提高受援國政治穩定性來降低投資風險。從某種意義上看，企業異質性分析是對政府治理水平中介作用的穩健性檢驗。從中國援助目的來看，中國混合目的援助、發展目的援助和特定目的援助對中國企業投資的影響更為顯著，而出于商業目的的援助對投資的影響較為有限。這說明，中國的對非援助以幫助受援國增強自主發展能力，切實改善民生，促進受援國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為宗旨，遵循平等互利、不附帶任何政治條件的原則。并在此基礎上，實現發展中國家的共同發展。從中國對非援助地區分布來看，中國對政府治理水平和經濟發展水平較弱的東非、南非和北非地區進行援助，這對中國企業投資的影響更為顯著。同時，也再一次印證了中國對外援助通過提高受援國政府治理水平來吸引外資流入的影響機制。
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