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國際金融論文，筆者認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不僅代表了香港的經濟發展這樣簡單，香港是中國與外部世界聯系的要地，是在中國主權下按西方制度運作管理的一個政治特區，香港是讓我們了解西方的絕佳窗口，香港的司法保障更是讓西方愿意與中國交流和合作的一大重要原因，透過香港我們可以看到中西方不同的政治制度如何和諧并行。
第一章 香港何以成為國際金融中心
第一節 金融中心的定義
國際金融中心的內涵界定是研究國際金融中心的出發點，這個問題看似簡單，回答起來卻不容易。現有的國內外文獻并未對金融中心有一致的定義，這讓金融中心的定義變得復雜。歸結起來，國內外對于金融中心的定義可以分為兩大類。 一、從金融機構定義出發界定
第一類，以金融機構定義金融中心，強調金融中心是資金、金融機構或金融市場等金融要素的聚集地。如：我國學者謝太峰認為國際金融中心是資金的集散地24；楊咸月認為金融中心是金融市場25；倪鵬飛和孫承平認為金融中心是金融機構的聚集地26；洪葭管強調國際金融中心是國際金融交易的集中地27。
二、從功能觀出發界定
第二類，強調功能觀，側重于描述國際金融中心形成后具有的某些功能。最為主要的代表人物是美國金融學家Kindleberger，他認為金融中心匯集了銀行、證券發行和交易商，不僅能協調私人企業的儲蓄和投資，將金融資本從儲蓄者手中傳遞到投資者手中，同時還會影響支付和地區之間的存款轉移。國際金融中心不但為國內區域間的支付提供了產所，更為典型的是它提供了專業化的國際支付和借貸服務。也就是說，Kindleberger強調金融中心的交易，儲藏和中介功能（即將儲蓄轉化為投資的功能）28。我國學者項俊波也強調金融中心的中介功能29；王力和黃育華強調金融中心的清算功能30。
三、國際金融中心定義
總結來說，國際金融中心可被定義為跨國界或地區范圍內發揮金融資源聚集或輻射功能31的中心城市32。按照影響范圍不同金融中心可以分為三類：國內金融中心、區域性國際金融中心以及世界性國際金融中心。國際金融中心與非金融中心的區別是具有金融聚集和輻射的功能，與國內金融中心的區別是國際金融中心是跨國界發揮功能的地區，世界性國際金融中心與區域性金融中心的不同是金融輻射的半徑長短不同。
第二節 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比較優勢
按照影響范圍不同金融中心可以分為三類：國內金融中心、區域性國際金融中心以及世界性國際金融中心。一個地區能有效的把儲蓄中轉至投資，或把閑資調動至具有生產效用的經濟環節上，就可促進經濟增長，財經界一般稱此為“金融中介”的過程。所以，我們可以認為任何能夠促成國際性金融中介活動，使其發揮金融聚集或輻射功能的城市都有可能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國際公認的金融中介渠道有三種，即銀行、債券及股票。而一個國際金融中心需要確保這三種中介渠道均有能力吸引外地儲蓄和機構前來投資或在港集資。
在 20 世紀 80 年代，香港充其量只是一個區域性金融中心，由于此后 20年中國經濟崛起，使它的國際地位得到加強和提高33。2008 年香港作為一個具有全球競爭力的金融中心被《時代》雜志評選為世界上最重要的三個經濟城市之一，并與倫敦、紐約并稱為“紐倫港”，足以想見其世界性金融中心的地位。全球最具影響力且每年定期發布有關經濟競爭力報告的兩個主要機構是瑞士桑落國際管理發展學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 簡稱 IMD）和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簡稱 WEF）。從 1990 年開始，IMD 會每年分析全球主要國家和地區的競爭力，以及該國家和地區內企業的競爭力，并為其排名。評估以四大標準為核心：經濟表現、政府效率、商業效率和基礎設施。在前年發布的《全球競爭力排名 2020 年》中香港排名跌落第五，而 2017 年香港是排名世界第一，之后連續 2 年位居世界第二;從排名全球前 20 來看，IMD 評估專注于創造有利商業發展的規則和基礎設施34。自香港參與 IMD 評估以來排名一直維持在全球前十35，這與其作為全球領先的銀行和金融中心，實施簡單易行和較低的稅收，以及不限制資本流動來鼓勵創新等舉措密切相關。
第二章 中美變局下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第一節 2019年的香港運動爆發
2019-2020年于香港是極為動蕩的一年。香港原已同世界各地20個司法管轄區簽訂移交逃犯條例，可臺灣、澳門和內地并不包含其中，這使得香港在2019年6月12日解決“陳佳同案”中處理“惡性殺人刑事案件”時遇到了法律制度障礙。為完善香港法律制度，確保香港不成為犯罪分子逃避刑事責任的天堂，香港政府決定展開《逃犯條例》和《刑事互助事宜條例》的修訂，然而這卻成為引發“修例風波”的導火索。一系列暴力事件發生后，香港民生經濟遭到重創，旅游業收入大幅下降，恒生指數暴跌，暴力襲擊者打砸建筑設施，阻礙交通，導致金融機構業務中斷，各界對香港產生信心危機，引起部分人才和資本的外流。
為解決香港問題，2020年5月28日，全國人大高票通過《關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授權全國人大常委會就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制定相關法律。《國安法》頒布后，香港金融重新平穩發展。至2020 年7月2日，香港股市的表現逐漸回暖，股市漲幅為2.85%，為當日亞太地區的最高漲幅，漲幅同比高于新加坡為3.5%；另外，CDS 42同樣維持在低風險水平，其數值為48。43由此可見，雖然香港經濟正在遭受外部事件的沖擊，但其金融業仍具較強韌性，基本呈現出正常發展態勢。但是對于《國安法》的影響，僅從近期數據評判過于片面，更重要的是對國安法于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長期影響進行客觀判斷。
Z/Yen全球金融中心指數就顯示了一個令人擔憂的趨勢，自2019年起的一年的時間里，香港的整體排名已從第三滑到第六，被新加坡和上海等同行超越。44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香港國家安全法》又使得批評人士進一步質疑香港的命運。美國總體唐納德·特朗普對《國家安全法》做出的回應是取消自回歸以來美國給予香港的“特殊地位”，包括取消出口許可豁免等待遇，大多數分析師將此視為香港全球經濟和金融地位終結的開始，并預測香港會與內地金融中心趨同---隨著外國資本和市場機構撤離香港，香港的全球金融聯系功能將逐漸減弱。
第二節《國安法》對香港金融的影響
《國安法》固然已經使得香港社會秩序得到恢復，卻難以恢復先前依靠自由經濟創造的繁榮和穩定。最近已經有跡象表明《國安法》后，作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最主要競爭對手之一的新加坡，正在從滑落至全球競爭力排行榜第七位的香港身上獲益。截至2021年4月，新加坡金管局（MAS）最新數據顯示，當地銀行4月來自非居民存款按年增加44%至621.4億坡元，連升4個月并創紀錄新高。另外，當地4月外幣存款較去年同期增加近4倍達到創紀錄的270億坡元，今年首4個月亦增長近兩倍。數據還顯示，設立在新加坡的單一家族辦公室數量近幾個月也翻倍達400間。反觀香港，為跨國企業高層提供搬遷服務的Asian Tigers香港行政總裁Rob Chipman指，從業務量來看2019年以來企業高層遷入香港的活動銳減一半，而撤離香港則增加三成。香港地區的作用看似正被“分薄”，而新加坡是受益者。不僅如此，根據咨詢公司萊坊（Knight Frank）發布的報告，2020年新加坡凈資產超過3千萬美元的“超高身價”人數比前一年增加345位，高資產人口增加速度僅次中國、瑞典。部分知名企業也在考慮縮減或退出香港。如歐萊雅表示，它們在縮減香港業務的同時正在新加坡和上海拓展業務。索尼互動娛樂和 Moët 表示，部分員工已經遷往新加坡。而韓國互聯網搜索公司 Naver Corp. 也表示將刪除位于香港地區的備份服務器，并將其轉移到新加坡，以保護用戶數據。
不難看出，盡管國安法已經恢復了香港的社會秩序，卻并沒有完全贏回各方對港經濟的信心。為什么《國安法》可以平息動蕩卻難以恢復香港先前依靠自由經濟創造的繁榮和穩定？《國安法》的頒布對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的長期影響如何？《國安法》后香港金融中心是應重建還是努力維持香港原先的金融結構和生態？這看似是三個問題，實質是圍繞一個核心逐步解答的遞進過程，只有解決前兩個問題，才能回答第三個問題。
第三章 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發展趨勢分析.................................24
第一節 香港無可替代的貢獻......................................24
第二節 中國金融市場多元化能走多遠？..................30
第三節 三種選擇：替代、融合與重建.......................................32
第四章 探尋國家性國際金融中心的道路......................................37
第一節 香港問題的癥結......................................37
第二節 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重新定位................................39
第三節 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建議...............................41
結論...................................45
第四章 探尋國家性國際金融中心的道路
第一節 香港問題的癥結
香港問題是全球化問題的一個縮影，與美國特朗普當選和英國脫歐類似，大陸改革開放以來，經歷“產業升級”，香港的制造業工作機會流向內地。這種改變類似于歐美國家90年代以來才經歷的大規模工作崗位離岸化，是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必然趨勢。香港隨后發展成為金融中心，但是金融業能夠提供的就業崗位非常少，只有極少數受過最好教育的人群才能匹配，無法惠及普羅大眾。
同時大量移民也為香港帶來一系列經濟問題。從內地移民到香港的人中包括一百萬單程移民，其中，中低技能勞動者會分流本地中低技能工作崗位，并分享優先的社會福利資源。高端人才移民（內地背景出身，在中環上班的金融或相關行業從業人員）則在搶占相關核心產業的崗位。移民帶來的文化、政治、價值觀的差異并且容易造成沖突，這主要表現在香港人的地方主義族群意識。本地人認為大量內地人前來會影響和稀釋香港固有的核心價值觀以及生活方式，給當地人帶來很大的不安全感。同時，先輩的逃港經歷仍舊在21世紀的香港傳播并妖魔化內地形象。
并且，原教旨/野蠻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65也對香港產生不利影響。通過將香港地區政府采取的市場化的、資本家利益先導的房地產政策與新加坡政府主導的社會主義化的政策對比，我們可以發現香港地區有一個堅定的以原教旨主義方式踐行自由市場經濟、小政府、低稅收、低福利等西方自由主義經濟意識型態的政府和精英，這與美國等國家頗為相似。在自由市場和積極不干預的小政府制度下，香港逐漸發展成為全球經濟體中經濟最不平等者，中底層民眾與上層社會精英差距越來越大，無法享受香港繁榮帶來的成果，年輕人看不到希望。 結論
香港2019年以來的政治局勢演變使香港遭受了不可估量的損失，其充分表明國家安全一旦得不到維護，繁榮穩定便無從談起。必須承認的是香港國家安全方面的法律漏洞，已然使得香港社會付出了慘痛代價。而為解決香港問題，本文首先梳理了香港目前受到的沖擊與面臨的挑戰，包括香港在現有國際金融中心定義下其國際金融中心遭受的國際和國內環境質疑，以及《香港國安法》頒布后中美摩擦升級香港所面臨的挑戰。其次，本文通過探尋香港成為金融中心的歷程，總結出香港能夠成為區域性國際金融中心的五大特性：內外部優勢、高度自由的市場經濟制度、完備的法治環境、獨特的基礎設施以及市場金融環境。之后，依據香港金融中心特性，結合金融穩定理論對香港國際金融中心走向的可能性提出自己的觀點。首先明確了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獨特性是中國內地金融中心乃至亞洲區域性國際金融中心不可替代的。其次，對于香港金融市場能走多遠，根據不同的國內國際情況提出三種可能性：替代、融合與重建，即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可能會被國際化程度較高的澳門替代，香港國際金融中心會逐漸融入大灣區發揮整體功能，以及香港國際金融中心會在現有基礎上轉型重建。并認為香港進行金融中心的轉型重建是最符合國情的推斷。最后，提出相關政策建議。
《國安法》的頒布在國內社會治理層面，為香港提供了解決擾亂社會治安亂象最為直接有效的方式，以立法形式保障了香港人民的人身與財產安全，維護了社會秩序與穩定性，使得香港營商環境有所保障，而營商環境是穩固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基礎。其次，從國際層面而言，《國安法》的頒布有助于打擊暴恐組織和恐怖主義，對國際與國內的恐怖主義活動可以形成有效打擊，使香港自由流動的信息更多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發展以及香港的經濟發展而服務。避免因暴恐活動造成的人民生命財產損失和，贏回各界對港經濟與投資信心。《國安法》的頒布對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穩固和民生發展的作用重大，但是每個法律都有自己的邊界，對于香港的國際司法裁決和國內司法裁決并不會起到覆蓋作用。
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