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國際金融論文，本文從銀行部門、股票市場和民間金融三個維度考量金融發展，選取銀行部門、股票市場和民間金融分別作為門檻變量，運用門檻模型實證考察OFDI提高GTFP所存在的最優區間。
第1章  緒論
1.1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義
1.1.1  研究背景
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人們漸漸忽視了能源的不可再生和環境污染問題，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使得中國面臨著環境污染、資源耗竭等嚴重生態環境問題，為了改善這種發展的困境，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要堅持節約資源與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走綠色發展的道路。根據新古典增長理論，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被視為經濟可持續增長的唯一源泉，綠色轉型的本質是綠色全要素生產率（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GTFP）的提升，綠色經濟效率的增加離不開先進的科學技術和良好的生產模式[1]。
對外直接投資（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的綠色生產率增長效應為其提供了基本傳導路徑[2]，經濟全球化加速要素在全球范圍內流通，優化資源配置效率，我國也積極投入到國際貿易與產業轉移中，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優惠措施和政策，并且依靠歐盟國家先進技術、新興國家市場潛力以及東道國豐富的自然資源及勞動力等要素，使得我國逐漸成為世界各國中OFDI較強的國家之一。在我國積極實施綠色發展戰略和“走出去”戰略的背景下，OFDI額持續增長，行業分布廣泛，并購領域進一步擴大，截止2019年，我國OFDI存量高達22000億美元，規模升至全球第三，流量達到2266.5億美元，位居全球第二，我國OFDI持續增長正是實現經濟綠色經濟轉型的重要契機[3]。
近年來，OFDI與GTFP的關系已經成為學者們關注的熱點，然而資金支持是實現OFDI綠色生產率增長效應的基礎，跨國企業學習和模仿國外先進技術需要本國公司人員培訓、跨國公司員工回流和購置相關設備等現實條件，由此產生的昂貴費用離不開母國金融市場的資金支持，高效的金融發展體系為促進國外先進技術的吸收、轉化和創新提供必備的資金保障[4]。
1.2  國內外文獻綜述
1.2.1  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測算方法的研究
傳統的全要素生產率是關于多項投入以及正向產出的效率測度結果，已無法滿足綠色可持續的經濟發展要求，Hailu和Veeman（2000）等學者認為應該在傳統的全要素生產率測算指標中加入能源與環境約束條件，以便更精準的測度經濟的綠色增長效應，這種考慮了非期望產出的全要素生產率被認為是綠色全要素生產率[6]。目前關于主要有隨機前沿生產函數、數據包絡分析（DEA）兩種方法測算GTFP，第一種方法需要假定函數形式、誤差項的分布等，而第二種方法由于不要求設定具體的函數形式或者確定指標的權重就可以對生產率進行分解，被應用的更為廣泛[7]。
數據包絡分析法多用于多投入和多產出的效率測度，但早期的數據包絡分析法無法包含非期望產出，由于方向性距離函數能有效地解決包含非期望產出的效率評價問題，Chung et al.（1997）等學者提出方向距離函數（Directional Distance Function，DDF），構建了ML生產率指數測算GTFP，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是考慮了“壞”產出的全要素生產率，作為環境友好型的經濟測算指標，符合當今綠色發展理念[8]。朱承亮（2014）運用基于DDF的ML生產率指數測算我國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研究發現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成為地區經濟差距增大的主要因素[9]。由于方向距離函數采用徑向的、角度的測度方法，再加上ML指數無法觀察生產效率的長期增長趨勢，會導致測量結果的偏差。在此研究基礎上，Ton（e2003）和OH（2010）建立了基于松弛變量的非徑向、非導向的方向距離函數（Slack-based Measure，SBM）和GML生產率指數測算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此測量方法更符合實際生產規律[10-11]。 
第2章  概念界定與理論分析
2.1  概念界定
2.1.1  對外直接投資
對外直接投資是指母國跨國企業對其他國家的投資行為，通過資本流出實現資本轉移進而促進經濟增長。對外直接投資流量數據波動性大，采用存量數據研究OFDI綠色生產率增長效應更具有穩定性和實用價值，結果更具合理性。張建和李占風（2020）、鄭強（2017）均采用存量數據表示對外直接投資[2] [5]。根據投資動機的不同，對外直接投資分為技術尋求型、資源尋求型和市場尋求型三種類型[50]。技術尋求型對外直接投資是指通過對發達國家投資獲取先進技術、資源和管理經驗，形成技術外溢效應，提高綠色全要素生產率，主要對應歐盟國家。資源尋求型對外直接投資是指通過對資源充裕的國家進行投資可以有效控制外部資源，保障母國的資源供給，主要對應東道國。市場尋求型對外直接投資是指跨國企業為了擴大自己的市場范圍，把握國外消費者，進而進行的資本流出活動，主要對應新興國家。在此研究基礎上，王恕立和向姣姣（2014）基于CH擴展模型，實證分析投資動機差異視角下OFDI對綠色經濟效率增長的作用效果，結果表明，只有技術尋求型對外直接投資存在顯著的綠色生產率增長效應，其余兩種類型卻呈現負向效應[51]。谷克鑒等人（2020）從速度、時間和經驗三個層面衡量OFDI指標 [52]。
2.1.2  金融發展
隨著金融結構論和金融深化論等金融發展理論的不斷發展，金融發展的概念也在不斷完善[53-54]。總的來說，金融發展是金融系統內的相關要素在規模、結構、效率和質量等方面的動態發展過程，是金融體系優化升級的過程。按照戈徳史密斯的解釋，金融發展被認為是金融結構的優化，金融結構包括金融工具的結構和金融機構的結構兩個方面，不同類型、數量和效率的金融工具與金融機構組合在一起，構成了不同特征的金融結構[55]。我國的金融發展分為直接融資市場和間接融資市場，直接融資是資本需求方和供給方直接聯系，降低交易成本，包括股票和民間金融等融資模式，銀行等金融機構是間接融資的重要組成部分。
2.2  理論基礎
2.2.1  對外直接投資相關理論
20世紀70年代后，發展中國家OFDI開始萌芽，在吸收、借鑒發達國家對外投資理論的基礎上，學術界的諸多學者摸索和探究適合發展中國家的投資理論，取得顯著成效。
（1）小規模技術理論：Wells（1983）認為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優勢在于：第一，具有低廉的勞動力和生產成本優勢；第二，發展中國家技術小規模化更具備可適性且成本低廉，在生產小規模的勞動密集型產品方面更具有優勢[60]。小規模技術理論強調發展中國家的競爭優勢處于OFDI產品生命周期末期，只適用于小規模生產企業，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2）技術地方化理論：技術地方化理論是由Lall（1983）根據探究印度跨國公司的競爭優勢和OFDI動因提出的，該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雖然技術落后，經濟發展滯后，但可以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吸收發達國家先進技術，并根據中國發展家實際國情對吸收的國外先進技術加以改造和革新，使其更本土化，成為本國獨有的經濟優勢[61]。與傳統的模仿和復制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獲取的國外先進技術，技術地方化理論更強調根據母國生產條件和市場環境變化對引進的先進技術加以革新和升級，發展成屬于自己的新技術。
（3）技術創新與產業升級理論：在技術地方化理論形成的基礎上，Cantwell & Tolentin（1990）基于產業升級的前提下提出技術創新與產業升級理論由。該理論認為任何國家企業發展的根本動力都是技術創新，與發達國家自主創新相比，發展中國家的創新則集中于吸收國外先進技術，并對其進行二次創新[62]。由發展中國家產業結構升級可以判斷出發展中國家研發創新能力逐漸提升，研發創新能力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又會明顯地促進母國OFDI水平，即上述觀點可以通俗地理解為一個國家產業結構的發展狀況和技術創新能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預測該國OFDI水平的產業分布和區位分布，該理論認為企業可以通過自身學習能力和組織效率的提升獲得更強的技術創新能力，進而推動該國對外直接投資進程。技術創新與產業升級理論對20世紀80年代后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行為具有較好的指導意義。 第3章  對外直接投資、金融發展與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現狀分析 ........... 23
3.1  對外直接投資現狀分析 ....................... 23
3.1.1  總體規模與基本特征 ........................ 23
3.1.2  區域結構分析 ........................ 27
第4章  實證分析 ............................... 41
4.1  變量選取及數據來源 .............................. 41
4.1.1  變量選取 ........................... 41
4.1.2  數據來源 ............................ 42
第5章  研究結論與對策建議 .................................. 58
5.1  研究結論 ............................... 58
5.2  對策建議 .......................... 59
第4章  實證分析
4.1  變量選取及數據來源
4.1.1  變量選取
（1）對外直接投資（Lnofdi），對外直接投資為本文的核心解釋變量，目前關于OFDI的數據有存量和流量兩種，由于本文研究的OFDI綠色生產率增長效應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并且流量數據具有波動性較大的特征，因此本文參照張建和李占風（2020）的做法采用各年中國非金融類OFDI存量，并運用各年末美元匯率中間價折算成人民幣，通過GDP平減換算為以2002年為基期的可比價[2]。此外，為了減小極端值影響，緩解異方差問題，降低數據的波動性，本文對OFDI進行對數處理。
（2）綠色全要素生產率（GTFP），依據前文界定，借鑒高葦等人（2018）的做法，選取第三章測算的GTFP作為被解釋變量[91]。
（3）金融發展(Fin)，在金融體制漸進性改革進程中，股票市場體系日趨完善，在提高GTFP過程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姚耀軍研究金融中介功能時指出，占據國民生產總值65%的非國有部門只有不到20%的私人信貸來源于銀行部門，主要依靠民間金融解決融資約束，民間金融作為正規金融部門的補充，在拓寬中小企業融資渠道解決其融資約束中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因此，為了彌補以往研究對金融發展指標衡量的現有缺陷，本文參照孫力軍（2008）的方法，以金融機構貸款余額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值衡量銀行部門的發展[92]；參照鐘騰和汪昌云（2017）的做法，以股票流通市值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值衡量股票市場的發展[93]；參照李健和衛平（2015）的做法測算中國各省級地區的民間金融發展水平，研究三種不同融資渠道的金融發展對OFDI提高GTFP的資金補償效應[85]。 第5章  研究結論與對策建議
5.1  研究結論
本文首先分析了我國OFDI對GTFP影響的理論分析，并從金融發展吸收能力層面對OFDI的綠色理論機制進行擴充。然后，運用基準回歸模型實證分析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綠色生產率增長效應的線性特征及區域異質性，采用面板門檻回歸模型進一步討論非線性關系及區域異質性。最后，在OFDI作用于母國GTFP增長的過程中，母國金融發展水平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充沛的資金支持能夠有效緩解企業融資約束，提高技術吸收能力，進而推動OFDI綠色生產率增長效應。由于我國各省份金融發展水平這一吸收能力的不平衡性，為了進一步檢驗金融發展補償效應存在的最優區間，本文從銀行部門、股票市場和民間金融三個維度考量金融發展，選取銀行部門、股票市場和民間金融分別作為門檻變量，運用門檻模型實證考察OFDI提高GTFP所存在的最優區間，研究結論如下：
（1）全國樣本估計中，我國省際GTFP在整體上呈現增長態勢，OFDI顯著提高GTFP，分區域樣本估計中，由于我國幅員遼闊，區域間發展明顯不均衡，OFDI對GTFP的促進效應呈現明顯的區域異質性，東部地區OFDI的綠色生產率增長效應最強，中部地區次之，西部地區最弱。
（2）門檻模型回歸結果發現，OFDI與GTFP之間存在顯著的非線性關系及對外直接投資門檻效應，當跨過第一門檻值6.7568時，對GTFP的提高增長了21.83%。分區域樣本顯示，東部和中部地區未通過單一門檻效應檢驗，西部地區通過單一門檻效應檢驗，東部和中部地區OFDI對GTFP的影響與西部地區門檻效應相比存在顯著差異，表現為顯著的線性影響規律，每當OFDI提高1個單位，分別推動GTFP提升24.11%和19.41%。對于西部地區而言，OFDI與GTFP之間存在顯著的非線性關系及對外直接投資單重門檻效應。
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