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企業管理論文，本文引入碳排放規制和政府補貼作為調節變量，通過相關假設進行理論分析，構建研究模型，并選取A股制造業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實證檢驗兩類技術董事對企業不同形式綠色創新的差異化作用機制，深入探討碳排放規制和政府補貼的調節效應。
第1章  緒論
1.1 研究背景與研究意義
1.1.1 研究背景
伴隨經濟的高速增長，環境嚴重污染、全球氣候持續變暖等問題接踵而至。近年來，中國經濟進入新的發展階段，自從習總書記在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上向世界作出“2030年前碳達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鄭重承諾，聚焦創新引領、突出綠色導向已成為高質量發展的當務之急。制造業企業是造成我國環境污染和碳排放的主要來源，加快技術升級成為實現這一目標的迫切需要。在“強調生態文明，加快低碳轉型”的大趨勢下，企業的環境行為日益受到重視。高能耗、重污染的制造業是實現我國經濟、環境、能源高質量協同發展的中流砥柱，是我國工業化快速發展時期的主導產業。但制造業企業的資源利用率不高、技術原創性不強，作為我國環境污染的主要來源，在所有行業中，CO2的排放量大都來自制造業。研究表明，CO2排放強度隨綠色創新的實施而顯著降低[1]，實施綠色創新逐漸成為制造企業解決資源和環境問題的重要舉措。
雖然我國已進入了科技創新強國之列，但在創新實踐過程中，企業對綠色技術的重視程度仍然不夠。考慮到綠色創新更具復雜性和專業性，相比于其他投資活動，短期的盈利是無法實現的，長期來看投資收益又是一個未知數，存在風險高且持續動態的特點，加之綠色技術的外溢和擴散效應可以使其他企業也從中獲益，而實施綠色創新的企業卻必須自身承擔所有的費用，雙重外部性的存在使得對于綠色技術的投資回報無法得到相應保障，進而深化了管理層的短視行為[2]。為解決這一問題，政府部門頒布了相關條例，從法律上約束企業排污行為，并對情節嚴重者予以懲罰，以此對過度排放的企業施加壓力，同時出臺了環境保護方面的稅收優惠和資金補貼，激發企業實施綠色創新的動力[3]。對此，各企業積極響應，自2006年我國首次設置能源消耗強度降低20% 的目標以來，綠色專利申請量較之前明顯增多。

企業管理論文怎么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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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思路與研究方法
1.2.1 研究思路
本文遵循“研究背景、提出問題——研究綜述、理論分析——假設提出、模型構建——實證分析、假設檢驗——研究結論、未來展望”的思路展開研究。首先在理論和現實背景下提出技術董事影響企業綠色創新的研究主題，闡明邏輯關系；其次，從技術董事、綠色創新等的研究現狀出發，對相關文獻進行梳理，深入分析現有研究空白點；然后，提出研究假設和理論模型，在對數據進行收集和處理的基礎上，通過實證分析檢驗技術董事、綠色創新、碳排放規制、政府補貼變量間的關系，總結研究結論，從董事會結構優化、企業綠色創新質量提升以及政府環境政策完善等方面提出管理啟示。技術路線詳見圖1-1。
1.2.2 研究方法
（1）文獻研究法。通過對國內外關于“技術董事”“綠色創新”“碳排放規制”“政府補貼”等相關研究的文獻綜述，分析四者的關系，整理現有研究成果，并結合我國現實背景，尋找現有研究的有待充實之處，明確研究契機，形成研究框架。
（2）實證研究法。借助國泰安數據庫（CSMAR）、國家統計局、中國專利全文數據庫、企業年報、中國碳核算數據庫(CEADs)、中國研究數據服務平臺（CNRDS）等搜集相關數據，利用EXCEL和Python等軟件對數據進行整理和篩選，運用STATA 14.0對數據進行回歸分析，得到實證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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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理論基礎與文獻綜述
2.1 理論基礎
2.1.1 高階梯隊理論
傳統的戰略理論主要是基于“經濟理性”模型進行研究，Michael E. Porter[10]在《競爭戰略》中提出，企業置于完全競爭市場，其戰略完全取決于經濟因素，假設人類是同質的個體，他們能夠根據現實環境做出最有利于企業發展的戰略規劃，并在具體決策過程中保持絕對理性。換句話說，所有的企業經理人都以企業管理的利益最大化為導向，從這個角度來看，他們之間是同質的，沒有什么區別，在此理論中，信息不對稱這種現象是不存在的。然而在現實中，企業面臨的外部環境是復雜而不確定的，并非能夠獲得完備信息，隨著理論的發展和研究的深入，學者們認識到管理者的理性是有限的，決策的制定往往受到個人認知水平和信息不對等條件的制約。基于有限理性理論，高階梯隊理論于1984年被首次提出， Hambrick和Mason[11]發現，當企業所處環境改變迫使團隊亟待作出決策時，要考慮到高管團隊認知基礎對其管理行為的影響。該理論認為，價值觀決定了他們對信息的初步解讀，而受限于個人的有限理性，在有限視域影響下有選擇地過濾和處理信息，然后將篩選出的信息進行進一步分析，形成個人的管理認知，最終為公司做出最佳的戰略選擇。該理論用于研究高管團隊背景特征，由于很難以一個量化的標準來測量管理者的認知能力、心理特征和價值觀等個人特征，因此找到可以量化的特征作為代理變量很重要，比如專業背景、學習經歷、工作資歷等，其中需要重點考量的是團隊特征這一因素，具備異質性特征的管理者在高管團隊或機構組織中扮演的角色值得重點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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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文獻綜述
2.2.1 技術董事
1.  技術董事的概念
根據高階梯隊理論，高管團隊的成員作為不同個體，在各個領域內表現出不同的異質性特征，這使團隊的戰略決策視角更加多元化[11]，差異化的經驗技能、教育背景、社會資本能夠給團隊帶來不同的資源和信息。董事的不同職業背景使得董事會異質性提高，進而促使其做出科學的預測，使創新戰略決策更加合理，推動企業創新。職業異質化和社會異質化共同構成了董事會異質性，成員的專業背景、經驗技能、教育經歷等方面的差異構成了職業異質化，其年齡、國籍、性別等方面的不同構成了社會異質化[14]。董事不同的教育經歷和職業背景會影響其價值觀和思維方式，導致對待同一問題產生不同的認知[15]，因此職業因素異質性比社會因素異質性更容易在決策中帶來多元化視角，進而提高企業戰略決策效率，顯著影響企業的技術創新績效。
“首席技術官”的概念最早源自Adler和Ferdows[16]，他們將CTO（Chief Technology Officer）定義為在企業中擔任一定管理職責，能夠為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提供指導與支持的技術領導。盡管CTO在企業中發揮多種作用，但至少必須履行兩種職責：一是參與技術方面的研究管理，二是在技術層面進行戰略決策，也就是說，在工作中CTO具備“技術商人”和“領導”的雙重身份，在“職位”領導中要做好技術經理，在“越位”領導中要做好技術董事[17]。但并不是所有的CTO都能順利進入董事會，不同CTO的技能和資質存在差異，是否能成為技術董事，不僅與企業規劃有較大關系，還取決于其本身的學科背景，以及所處單位的上級特質。有學者研究發現，日資企業九成以上的CTO因其首席技術官的身份得以進入董事會[18]，并憑借知識背景成為企業研發團隊的領導者，是引領企業在技術領域進行創新的核心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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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研究假設與理論模型 ............................. 26
3.1 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 26
3.1.1 技術董事對綠色創新的影響 ............................... 26
3.1.2 碳排放規制的調節效應 ............................ 30
第4章 研究設計 ............................. 34
4.1 研究樣本與數據來源 ........................... 34
4.2 變量測量 ................................... 34 
第5章 實證分析 ....................................... 39
5.1 描述性統計分析 ............................ 39
5.2 假設檢驗 ................................... 40
第5章  實證分析
5.1 描述性統計分析
根據各研究變量描述性統計分析表5-1可知，上市公司實質性綠色創新和策略性綠色創新的平均值均為1.05 ，二者中值分別為0和1.10 ，說明企業在綠色創新的戰略決策上存在顯著差異，出于應對政府監管和獲取資源而進行策略性綠色創新的動機較高。其中，實質性綠色創新的最大值為6.62，最小值為0，標準差為1.26，說明有的公司綠色發明專利申請總數多達749，但同時還有一部分公司沒有任何綠色發明專利，一方面表明樣本中各個上市公司的實質性綠色創新存在較大差異，另一方面指出各企業普遍存在綠色創新質量不高的問題。各企業設置技術獨立董事的比例平均為20%，設置技術內部董事的比例平均為30%，說明大部分企業技術董事的比例較低，即使是較為注重研發的制造業企業，仍有很多企業還未足夠重視技術背景的董事在研發決策中的作用。碳排放規制的平均值為1.41，標準差為0.83，中位數為1.44，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別為5.02和0.08，表明各地區實施的環境保護政策不同，碳排放規制力度有所區別。政府補貼最大值為21.30，最小值為0，平均值10.63，中位數為15.54，各樣本企業受到政府補貼的程度出現較大波動，表明各企業的補貼金額存在很大差異。另外，本文對研究變量進行了相關性檢驗和方差膨脹因子檢驗，分析結果顯示，各變量間相關系數均低于0.5， VIF平均值為1.19，最大值為1.52，最小值為1.03，遠小于門檻值10，各變量之間的多重共線性對后續回歸模型的估計結果不會產生顯著影響，可以忽略不計。

企業管理論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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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研究結論與未來展望
6.1 研究結論與管理啟示
6.1.1 研究結論
對以往文獻進行歸納整理發現，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重心逐漸由強調速度的增長轉向質量的提高，綠色創新成為制造業企業破解環境難題、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原動力，在創新型國家建設的緊要關頭，提升綠色創新質量已成為我國從“創新大國”向“創新強國”轉變的必然選擇。本文立足于高階梯隊理論、外部性理論等理論基礎，將技術董事分為技術獨立董事和技術內部董事、綠色創新分為實質性綠色創新和策略性綠色創新兩個維度，引入碳排放規制和政府補貼作為調節變量，通過相關假設進行理論分析，構建研究模型，并選取A股制造業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實證檢驗兩類技術董事對企業不同形式綠色創新的差異化作用機制，深入探討碳排放規制和政府補貼的調節效應。
本文的研究結果顯示：
第一，制造業企業設置技術獨立董事能夠顯著促進企業實質性綠色創新，技術內部董事能夠顯著促進企業策略性綠色創新并抑制實質性綠色創新。技術獨立董事因其獨立性強能夠更好地發揮監督職能，并給企業帶來優質的技術資源，積極推動企業實質性綠色創新的開展。而實質性綠色創新研發投入大、研發周期長，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當期業績表現，技術內部董事的個人薪酬和晉升與公司業績掛鉤，易產生“重專利數量，輕專利質量”的策略性綠色創新動機，抑制實質性綠色創新。
第二，碳排放規制在技術獨立董事與實質性綠色創新、技術內部董事與實質性綠色創新的關系中均發揮顯著的正向調節作用，并負向調節技術內部董事與策略性綠色創新的關系。在碳排放規制下，實質性綠色創新能夠為企業創造更多的碳排放權交易量，策略性綠色創新使企業在碳排放交易市場中喪失競爭優勢，因此碳排放規制會加強技術獨立董事對實質性綠色創新的促進作用并削弱技術內部董事的策略性綠色創新動機，同時碳排放規制導致的成本增加對高質量研發投資造成擠出效應，技術內部董事對實質性綠色創新的抑制作用有所加強。
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