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國際貿易論文，本文基于跨國面板數據，分析中國特色伙伴關系對伙伴國家經濟增長的影響效果。首先通過文獻梳理和理論分析，結合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原理，闡述雙邊關系和經濟增長之間的聯系。
第1章 緒論
1.1研究背景

國際貿易論文怎么寫

歷史唯物主義科學揭示了經濟發展和政治發展之間深刻的辯證關系，即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具有反作用。經濟是基礎，而政治是經濟的集中體現，這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對人類社會政治現象的基本定義。沒有離開政治的經濟，也沒有離開經濟的政治。政治與經濟之間的緊密聯系，貫穿在社會發展的每一個階段。
隨著中國發展穩中求進的步伐越行越遠，在世界舞臺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對世界政治和經濟的影響程度也在逐步加深。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堅持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正如總書記所指出的，中國始終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旗幟，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拓展同各國友好合作，始終順應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用自身實踐為推動世界各國合作共贏，為各國人民構建美好世界做出努力。因此，中國作為負責任的大國，不僅中國的國內政治和經濟發展頗受關注，中國外交動向、特色實踐與影響效應也一直被世界所矚目。
自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始終堅持獨立自主、和平共處的外交政策，在保障國家正當利益和合法權利的基礎上，將維護自身利益與促進人類共同發展相結合。始終堅持國家不分大小、互相一律平等，始終堅定地同廣大發展中國家站在一起（楊潔篪，2019）。無論國家經濟是否發達，無論國家實力是否強勁，中國都堅持平等對待、和平共處，不以意識形態劃界線，不以大小強弱論親疏，這也體現了中國在外交戰略中的博大胸襟和崇高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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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意義
1.2.1理論意義
中國特色伙伴關系是新形勢下政治和經濟共同發展的新型外交關系，在雙邊關系層面具有代表意義，因此中國特色伙伴關系的經濟增長效應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第一，本文結合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研究雙邊關系的政治因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效應，豐富了經濟增長研究的內容，對理論發展形成邊際貢獻。第二，以合作共贏為基本理念，中國特色伙伴關系是以經濟發展為核心的互利共贏共同體，本文采用實證研究的方法論證了伙伴關系促進共同發展的核心宗旨，在現有關于中國特色伙伴戰略定性分析的基礎上增補了系統的經驗證據。第三，本文深入考察了中國特色伙伴關系對伙伴國家經濟增長的影響機制，通過引入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和雙邊貿易來解釋中國特色伙伴關系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路徑，探明了政治關系影響經濟發展的重要渠道。
1.2.2現實意義
研究中國特色伙伴關系外交對伙伴國的經濟增長影響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作為一種重要的雙邊關系形式，在利用伙伴關系作為推進國家利益的方式方面，中國并不是獨一無二的。中國的獨特之處在于將伙伴關系作為外交政策戰略的重點，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伙伴關系的建立與升級處于噴薄期。伙伴戰略成為中國對外關系的核心外交形式，尤其是在當前世界經濟政治不確定性增加，保護主義、單邊主義抬頭，逆全球化趨勢加劇的形勢下，很少有其他國家比中國更重視建立伙伴關系。中國特色伙伴關系倡導以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為宗旨，致力于構建以合作和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這種關系既是雙邊又是多邊的，這代表了中國將帶領世界經濟向更加開放、包容、均衡、普惠的方向發展的決心，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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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中國特色伙伴關系與經濟增長的相關研究
2.1經濟增長的影響因素
經濟增長研究一直是經濟學領域的研究熱點，Solow在1956年提出了索洛增長模型，也是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的研究起點。該模型假設勞動力和資本兩種生產要素的規模報酬不變，兩種要素可以互相替代，以及要素的邊際產量隨著要素投入的增加而下降（Solow，1956）。因此索洛模型認為在短期可以通過資本的積累和勞動力的增加推動經濟增長。對索洛模型的主要批評來自其未能充分解釋經濟的持續增長，索洛模型中的資本和勞動的增長僅能解釋人均產出增長的小部分，還有大量殘差部分無法解釋，這也為內生增長模型的發展提供了契機。Romer（1987）和Lucas（1988）提出的內生增長理論大大拓展了索洛模型，其重點是解釋索洛殘差，該理論考慮了人力資本和技術進步等變量對產出增長的影響。
在已有研究中，要素投入是國家產出變動的重要因素（Christensen et al.，1980），其中資本積累是解釋發展中國家快速增長的最重要因素（Nadiri，1972），但在解釋和比較分析不同國家的增長模式方面，全要素生產率毋庸置疑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研究發現經濟增長在不同國家內部存在多樣性，因為在傳統的新增長模式下，如果各國在消費者喜好，生產技術、政策制度等方面沒有差異，那么長期來看各國的增長率應該是保持一致的。但是過去的研究數據表明，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有長期收斂的趨勢，而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也存在明顯的收入差距，并且該差距呈現出逐漸擴大的趨勢（Fagerberg，1994）。Fagerberg et al.（2010）認為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來源不同：TFP增長的兩個關鍵要素，即創新和吸收，決定了國家經濟增長的跨國差異。技術創新是發達國家TFP增長的主要來源，技術創新通過縮小與其他國家創新體系中的技術差距以及開發新技術能力來加快本國的經濟進步。發展中國家則面臨獲取和吸收國外先進技術的挑戰，在這些國家，生產力的增長取決于充分利用進口技術。一般而言，“技術領先者”國家產生技術或知識，技術通過貨物貿易傳播到“追隨者”國家。發達國家將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本用于發明新技術，而發展中國家則對人力資本及其政治和經濟機構進行投資，提高其基于生產力的追趕能力，以促進外國技術的傳播和吸收，特別是在勞動力市場中有效利用人力資本，增加熟練技術工人的數量以操作更先進的機器和使用新技術（Jajri，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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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中國特色伙伴關系的影響
中國始終認為，人類是一個大家庭，是命運和利益上的共同體，各國只有通過務實的談判解決面臨的分歧和矛盾，通過真誠的合作促進共同的發展，才能推動國際關系朝著良性的方向發展。中國特色伙伴外交戰略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準，致力于在維護國家利益和拓展國際影響的基礎上，實現與世界的可持續互利共贏，突破大國崛起困境，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系。這是中國的崛起對于世界、整個國際體系未來發展可能帶來積極影響的關鍵所在，這也正是中國的智慧所在。
中國推動伙伴關系外交關系建設有效地服務了國內發展以及積極融入國際市場的需要，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功。陳志敏（1999）認為伙伴關系外交戰略的優先目的就是為國內經濟發展以及實現祖國統一構建有利的國際環境，即應該以經濟發展為中心，加強一個中國原則認同感。從中國外交部同各伙伴國家簽訂的聯合聲明就可以發現，伙伴關系建立在一個中國原則的基礎之上，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弱化敵對勢力分裂中國的意圖，為爭取和平統一創造有利條件。外交伙伴關系的發展還為國內經濟快速發展提供了合適的契機，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帶來了穩定的外部環境（左鳳榮，2019）。通過伙伴外交發展與大國、周邊國家以及發展中國家的友好關系，有助于為中國提供一個穩定的外部環境，集中更多的精力到國內的經濟建設上來（張清敏，2014）。不僅如此，金正昆（2000）和陳遙（2020）指出，伙伴關系作為中國外交的審慎選擇，相比于其他形式的外交戰略，既能保證中國與伙伴國家展開廣泛合作，順利進入世界市場，又可以保持本國外交的獨立自主，提升自身國際信任力，有助于維護中國的國家安全，實現和平崛起。還有學者在伙伴關系的具體功能領域進行研究發現伙伴關系網絡建設為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提供了有力的政治基礎（李巍和朱紅宇，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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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典型事實與研究假說 ........................... 15
3.1中國特色伙伴關系的典型事實分析 .................................... 15
3.2研究假說 .................................... 19
第4章 中國特色伙伴關系經濟增長效應的實證研究 ....................... 26
4.1基準模型設定 .......................................... 26
4.2變量選擇與描述 ............................ 26
第5章 中國特色伙伴關系影響經濟增長的機制研究 ..................... 37
5.1中介機制研究 .................................... 37
5.2調節效應研究 ............................ 40
第5章 中國特色伙伴關系影響經濟增長的機制研究
5.1中介機制研究
5.1.1投資的中介效應
對外直接投資的流入將提高東道國出口的競爭力，并且隨著投資的增加，會對東道國的GDP總值產生乘數效應，帶來經濟增長的良性循環。此外，如果投資包含了勞動密集型技術，還能增加該國的就業機會（Adeolu & Obafemi，2007）。Bond et al.（2010）也通過實證研究發現了投資占一國GDP份額與GDP增長率之間存在正相關的證據。因此本文預測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這一變量可能是伙伴關系和經濟增長之間的中介變量。本文使用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數據來源于CEIC數據庫，并且使用UNCTAD數據庫進行了數據校對。

國際貿易論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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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結論與政策啟示
6.1主要結論
本文基于跨國面板數據，分析中國特色伙伴關系對伙伴國家經濟增長的影響效果。首先通過文獻梳理和理論分析，結合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原理，闡述雙邊關系和經濟增長之間的聯系。其次使用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通過增長核算方法將經濟增長分解為投入要素的增加和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從而通過殘差計算出全要素生產率，然后建立固定效應面板回歸模型，檢驗中國特色伙伴關系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以及投資和貿易在其中的中介效應。主要實證研究結果如下，并且通過進一步的穩健性檢驗證明了實證結果是可靠的。
第一，從總體來看，中國特色伙伴關系會對伙伴國家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帶來積極效應，即伙伴關系的建立和深化有助于伙伴國家的經濟增長。主要是由于友好的雙邊關系更有利于國家雙方增強政治互信，推動經濟合作，全方位多領域促進經濟的長期可持續發展。
第二，中國特色伙伴關系通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和雙邊貿易的經濟渠道間接影響伙伴國的經濟增長。根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具有反作用。但是，研究雙邊政治關系對于國家內部經濟增長的影響還是具有間接性的。一般我們認為經濟增長與外商直接投資和貿易之間有著密切的關聯性，而這一關系也在諸多的文獻中得到了理論分析和實證分析的驗證，因為投資和貿易均作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對國內的經濟刺激是非常直接的。通過投資和貿易進行的管理經驗和技術水平的轉移有利于國家通過吸收和學習先進生產技術，改變自身產業結構，進行制度變革，從而提高經濟效率。
第三，技術差距、美國盟友關系會削弱伴中國特色伙伴關系對伙伴國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技術差距反映的是兩國之間生產水平的距離，由于不同經濟體之間的兼容性不同，因此資本還是技術的轉移對東道國的增長影響也存在差異。又因為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技術差距較小，因此可以認為伙伴關系在與中國經濟水平差異較小的國家會產生更大影響力。美國盟友關系與中國特色伙伴關系雖然都是政治關系的一種，但兩者之間由于文化傳、政治理念、合作領域等多方面的差異導致了兩者對伙伴國、同盟國經濟增長帶來的影響也是有差異性的，而伙伴關系與同盟關系相遇產生的經濟效應主要關乎涉及除經濟因素以外的其他政治原因。
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