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國際貿易論文，筆者認為由于各國各地區產業結構偏向各異，基礎收入條件、科教文衛支出、研發條件及主導產業各有特點，數字化發展對產業結構帶來的影響不同，因而各國應該將自己國家調控的重點放在自己的增強已有數字化設施和彌補數字化短板上。
1  引言
1.1  研究背景與問題提出

國際貿易論文怎么寫

第五次科技革命浪潮下，國家產業結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產業轉移的規模越來越大，產業的技術水平及層次越來越高，商品來源地越來越集中……種種特征都作用在產業的產出和勞動層次中，最終對一國的產業結構造成影響。經濟學家樊綱提出中國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的轉出與技術密集型產業的承接是應對國際經濟競爭的戰略需求，為維持利潤，企業將生產轉移至成本相對較低廉的地區符合經濟邏輯。同時，歷史經驗表明，技術進步是產業結構升級的內在驅動力，新興產業往往會超越傳統產業逐漸成為產業體系中的主導產業，并通過產業關聯、技術擴散等效應帶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以上因素均導致國家間產業結構存在諸多變數。數字技術作為第四次工業革命的重要引擎，是通過何種方式促進和催生產業部門調整，進而改變一國的產業收入情況、勞動力投入結構以及出口格局的？相對于傳統產業結構，各國間產業結構的變化存在哪些共性和特性，數字經濟時代產出、就業和外貿結構將符合何種發展規律？不同經濟體間不同的數字經濟發展程度，是否導致了產業結構間影響的不同？數據作為新一類生產要素，在數字經濟中作用的提升究竟更有利于實現競爭趕超還是低端鎖定等各類問題不斷涌現，亟待思考和解決。
結合以往研究，本文認為數字經濟具有以下兩個值得注意的特點，與回答上述問題密切相關。第一，受益于第四次工業革命而發展起來的數字經濟涉及通用技術的革新，因而符合通用技術的外溢性和技術進步的特征。產業對于技術具有選擇性，對于淘汰落后產能、提升生產能力，全面提升產業具有的基礎性特征具有關鍵作用。通用技術往往包括信息技術（IT）和通信技術（CT），而智能產品包括了半導體和智能硬件等。信息技術負責管理和處理各類數據信息，決定了數據傳遞、價值創造的效率；通信技術由之前的2G發展到如今的5G，是基座建筑中的連接管道，在核心層起到了信息傳輸載體的作用。而半導體與智能硬件相當于“通信的骨骼”，能夠為人機交互，使用各類硬件提供可能。同時，由數字經濟衍生出的各類需求也使得物聯網、云計算、人工智能等符合數字經濟要求的科技發展不斷涌現，倒逼社會的數字化轉型。
........................................
1.2  研究內容與邏輯框架
基于本文的研究背景，文章首先通過建立數字經濟的多部門一般均衡模型，綜合考慮數字經濟的三個特點。模型中，每個產業都一定程度的融入和發展著數字經濟，但是各個產業對于數字經濟的接受和使用程度存在區別。這體現了數字經濟是具有新型基礎設施屬性的通用技術的特點。每個產業中資本和勞動采用常替代彈性技術復合形成了增加值投入，從而刻畫了傳統生產方式。數字經濟服務與傳統生產方式之間具有一定的替代性，但是與資本和與勞動之間的替代彈性相等，這體現了數字經濟對勞動或資本都可能產生偏向的替代性的特點。
已有研究證明數字經濟發展對于我國產業結構與經濟增長起著重要作用，兼具有經濟特征與技術特征的數字經濟對于國家產業結構轉型是否會有不同的影響？本文研究的總體目標是解答上述問題，確定數字經濟發展對國家產業結構調整的直接影響，以及劃分區域與產業特征的異質性影響，它將通過以下具體目標實現：
文章分為七部分，第一部分，基于宏微觀視角，分析本文的研究背景，對于中國與主要國家產業基礎狀況做描述性統計，提出相應的研究問題與假設，并指出可能的創新點與研究意義；第二部分，針對“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兩類關鍵詞進行文獻綜述，揭示三者間關系，從理論層面確定數字經濟發展對于產業結構的影響機理，確定傳導機制，明確研究問題；第三部分，基于文獻結論，完善三者間作用路徑與影響機制；進行數字經濟與產業結構的特征事實描述，基于國際視角對比得出中國與其他國家間的產業結構歷年來的變化情況，給出事實依據。第四部分，采用C-D生產函數以及CES生產函數進行單一部門的比較靜態分析和多部門一般均衡分析，通過數理推導測算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勞動力就業結構之間的關系，并提出相應的研究假設。第五部分，分別指出各指標的數據來源與測度方法；第六部分，構建面板數據模型，通過LSDV進行實證分析，并基于國別異質性視角，分別選取14國樣本與151國樣本1991-2019時間段內的國家級數據，進一步分析產業結構變動的深層次差異，并進行相應的機制分析和穩健性檢驗。第七部分，根據研究內容得出結論，給出政策建議。
....................................
2  文獻綜述
2.1  產業結構調整
2.1.1  核心概念界定
首先對于國家產業結構的概念進行界定，產業結構是指一定時期內，在技術與經濟水平的影響下三大產業比重與份額情況，反映了一定時期內，由于內部因素與外部增長共同作用情況下，三大產業的要素投入（就業結構）、生產產出份額（產出結構）情況，以及商品在國家間的流動變化（外貿結構）。
長期以來，人們對于一國產業結構調整（變化）存在眾多理解，總體而言，這些研究多將國家產業結構的調整歸結于為比較優勢或動態比較優勢的變化。1978年的威廉·配第指出英國的發展得益于工業的利潤大于農業，而商業的利潤則更多，因此合理的結構調整應該是從農業到工業、再由工業到商業（張輝等，2019）。與之相同的還有雁陣模型理論，基于對日本棉紡工業的研究，赤松要歸納出不同國家發展水平下分梯度的雁形產業結構（趙建吉等，2014），認為經濟發展水平較好的國家為領頭雁、較發達地區是產業結構調整的中堅力量、欠發達地區多需要犧牲資源換產業，為產業結構發展中的尾雁，作為領頭雁的經濟發達地區,不僅通過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實現產業結構躍遷，還通過直接、間接投資和貿易將成熟期產業轉移給較發達地區，從而形成一個連續的“雁陣模型”。弗農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從最終產品端入手，考察了產業結構變革與產品的形成-成熟-標準化等階段的關系，他認為一國對于產品生命周期的關注也催生了國家產業結構的變化；在此基礎上，小島清將雁陣模式與生命周期理論結合，提出了“邊際產業擴張理論”，認為各國產業結構進行調整的產業會優先從母國已經或即將處于比較劣勢而在東道國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即邊際產業進行。隨后，英國的鄧寧（1988）在其出版的《國際生產與跨國企業》書中系統提出了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將國際貿易理論、產業組織理論以及產業區位論融合起來，通過公司的“所有權優勢”、市場“內部化優勢”和東道國的“區位優勢”三個維度，綜合地解釋了國家產業結構調整可能受到的各類影響。
..........................
2.2  數字經濟研究
2.2.1  概念界定
上世紀90年代就已出現數字經濟的概念，1995年，加拿大管理學家唐·泰普斯科特出版了名為《數字經濟》的著作，被認為是最早提出數字經濟概念的人之一（向坤，2017）。此后，一系列著作如《信息時代：經濟社會與文化》、《數字化生存》等一系列經濟和管理著作，讓數字經濟的理念得到共識。政府也不得不開始重視數字經濟的新發展，日本政府通產省最早開始使用數字經濟的概念，1998年美國商務部發布第一份數字經濟相關的報告，下屬機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發布了新興數字經濟兩部報告，認為數字經濟應包括信息技術生產產業（IT-producing Industries)、信息技術使用產業( IT-using Industries)與電子商務（Electronic-commerce)三部分。
進入21世紀，各國開始紛紛制定數字經濟發展戰略，期望通過發展數字經濟來實現經濟躍遷和產業結構調整，OECD將其研究成果《互聯網經濟展望》更名為數字經濟展望，并在2018年《數字經濟測度框架》中提出通過交易的性質界定和統計一項經濟活動是否屬于數字經濟。我國最早于2016年G20杭州峰會提出了數字經濟的定義，“數字經濟指的是以數字化信息與知識作為生產要素，以信息化網絡為載體，以ICT的使用來促進效率提升和宏觀經濟結構優化的經濟活動總和。”信息通信研究院指出，數字經濟是包含數字化生產要素，數字化技術以及現代信息網絡為重要載體的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是改變傳統產業結構、改變和重構經濟發展與社會治理模式的新型經濟形態。數字經濟成為繼農業經濟、工業經濟后的更高級社會經濟階段。
.................................
3  數字經濟與產業結構的特征事實.............................. 12
3.1  數字經濟的發展特征............................................ 12
3.1.1  數字經濟體量連年增長.......................... 12
3.1.2  數字經濟滲透率不斷提升............................ 14
4  理論機制分析.................................... 19
4.1  單一部門的比較靜態分析...................................... 19
4.2  多部門動態一般均衡分析................................. 22
5  變量選取與樣本選擇..................................... 34
5.1  變量選取....................................... 34
5.1.1  核心解釋變量：數字經濟發展水平........................... 34
5.1.2  被解釋變量：產業結構調整..................................... 35
6  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對產業結構影響的實證分析
6.1  基準回歸分析
6.1.1  數字化賦能基礎設施基準回歸
由于中國、美國以及世界其他國家數字化賦能基礎設施的數據統計更為詳細和系統，且數據較為全面，覆蓋了數字基礎設施（軟、硬件以及人口構成和建筑的相關情況），因而優先采用數字化賦能基礎設施的相關數據進行基礎回歸，驗證數字經濟發展情況對于產業結構的影響。
基礎回歸本文選取中日韓、美國、德英法以及東南亞和拉丁美洲14個國家為面板樣本，選取其1991-2019年的面板數據作為研究對象。國家產業的相關數據來源于世界銀行WIOD數據庫、貿易情況的數據來自于UNCTAD數據庫，數字化賦能基礎設施的情況及測度來源于國際電信聯盟（ITU）以及UNCTAD聯合公布的數字經濟專題相關數據；
對于數字基礎設施與產業結構的研究參照張輝等（2021）描述性部分國家的選取，基礎回歸部分選取經濟體量較大的中國、美國、韓國、日本、歐洲的英法德以及東南亞的越南、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亞、拉丁美洲的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和智利等14個國家11，采用LSDV12的方法進行回歸。為了彌補基準回歸中非隨機選擇樣本可能帶來的解釋力下降，同時通過數據篩選的方式抽取數據質量較好的151個國家和地區的數據，進一步進行回歸，6個模型的豪斯曼檢驗結果P值從0至0.690，卡方值從19.9到1780，均可以顯著拒絕差異非系統性的原假設，選用固定效應模型，采用國家-時間的雙重固定效應，包含聚類穩健標準誤后的回歸結果如下表所示：

國際貿易論文參考

.................................
7  結論、建議與展望
7.1  結論
基于理論分析模型，本文發現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可以通過三個方面作用與影響產出結構與勞動力就業結構，服務國家數字化轉型升級與利用效率提高，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變化直接作用和影響到技術進步路徑和成本優化，除直接作用到廠商生產函數的成本函數中，也通過不同的行業匹配程度來體現不同的作用水平，而數字經濟發展的偏向性又改變了資本和勞動的投入占比，進而影響各部門的產出結構。各國間數字經濟發展的失衡也可能導致成本函數不同的差異，進一步影響一國的產業結構。本文給出了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和勞動力分配份額變動方向的條件，并通過數值模擬進行了基本的定量分析。本文拓展了關于數字經濟對宏觀經濟結構性影響領域的研究，這一領域的研究結論是多維的，新的研究視角不斷涌現。
基于實證結果，本文的研究結論包括：第一，數字經濟對產業結構的影響并非單一化的，數字化賦能基礎設施的指標表明國家數字經濟的發展會顯著提升一國工業在總產出中所占比重，但是國家數據要素的普及程度的提升可能更有利于一國服務業所占比重的改變；第二，數字經濟的發展對于貨物和服務貿易占比為主的外貿結構影響更程度更大，歸根結底在于數字經濟本身對于第二產業優化升級與淘汰落后產能影響更為直接，這直接改變了第二/三產業的進出口份額，進而對外貿結構產生影響。其次，外貿中第一產業進出口的彈性較小，數字經濟對該產業的替代性較弱，從而使得第二/三產業的變動程度更為劇烈。機制檢驗部分證明技術進步路徑可能存在部分中介效應，作用的大小與所選擇的數字經濟衡量指標間存在一定關系。第三、異質性分析結果表明數字經濟對產業結構的調整具有國別特征，針對中等高收入、高收入國家的調整作用尤其明顯，而針對低收入國家作用強度較小。針對數據基礎發展程度的異質性分析也表明較高數據基礎的國家往往越能利用數字經濟的發展契機實現第三產業產出和就業的偏向性提升，而對于數據基礎設施薄弱的國家，其數據要素在國家產出和就業方面的作用可能未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進而影響了數字經濟在二三產業層面偏向性作用。
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