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國際貿易論文，筆者認為長期堅持文化外交，建立友好合作的大國形象。中國應繼續大力推進我國對外文化交流及城市外交工作，發揮其獨有的外交影響力，培養國家間的共識與互信，建立國際友好合作與和平協作關系，為我國入境旅游的發展創造良好的國際環境；

第 1 章 緒論

1.1 研究背景和意義
1.1.1 研究背景
21 世紀以來，隨著全球化浪潮的興起，全球逐漸形成了龐大而貫通的生產、市場與物流網絡。國家經濟與技術水平的提升與國民對更高生活質量的追求催生了以服務業為重要組成部分的第三產業。1994 年，《服務貿易總協定》將服務貿易定義為跨越國界進行服務交易的商業活動，其主要包含跨境交付、境外消費、商業存在及自然人流動，具體的行業種類也非常多樣，例如運輸、旅游等等。服務貿易在世界范圍內興起的同時，中國的服務貿易同樣也開始了繁榮的發展，其進出口總額從 1990 年的 98 億美元到 2018 年的 7918.8 億美元，在 28 年的時間內上漲了近 81 倍，如此迅猛的增速吸引著全球的目光。
在我國眾多服務貿易部門當中，旅游服務貿易當屬首位。從表 1-1 中我們可以看到，從 2012 年至 2018 年，我國服務旅游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占據了本國服務貿易超過三分之一的比重。另外，旅游業作為綜合性極強的產業，其具有相當驚人的產業帶動性，旅游業的發展對推動相關產業的興起與增長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對增加國民收入、緩解就業壓力、加深對外開放具有顯著的功效，所以旅游領域便具有了十分重要的研究價值。
1.2 研究目的
本文將主要研究對外文化交流會對中國入境旅游產生的影響，并以孔子學院（包括孔子學院與孔子課堂）為例，作為我國對外文化交流的代理變量，進一步明確兩者的聯系，并分析不同類型的客源國及不同的入境旅游目的對文化交流的入境游效應會造成的差異。旅游服務貿易在極大程度上促進了我國經濟與產業結構的轉型，極具發展潛力，而中國作為服務貿易逆差國，服務貿易赤字逐漸擴大，在未來或難以用貨物貿易順差填補這一巨大缺口，在這樣的宏觀環境下，中國政府如何運用文化策略來扭轉當前的局面、為本國爭取到更多的利益與發展便顯得格外重要。本文旨在為中國進一步擴大入境旅游規模、優化入境旅游業結構提出理論支持與政策建議。
本文擬以 41 個中國入境旅游客源國為樣本，由于數據的可獲得性，研究的時間段為 2004 年至 2017 年；同時，本文以孔子學院為對外文化交流的代理變量，分析其對我國所產生的入境游效應。另外，本文還將會把樣本客源國按文化距離遠近、經濟發展水平高低分為兩類，并參考《中國旅游統計年鑒》的做法，將入境旅游目的分為四類，并分別研究在不同的入境旅游目的下，以孔子學院為代理變量的我國對外文化交流的入境游效應是否也會有所不同。最后，為了證明模型結果的穩健性，本文又進行了替換孔子學院變量為同為我國對外交流方式的國際友好城市變量的穩健性檢驗。

第 2 章 文獻綜述

2.1 旅游的基本概念
鑒于本文研究主體為我國的入境旅游，故旅游的概念與定義是首先需要厘清的。旅游活動萌芽于 19 世紀之后，而對它的定義一直以來都尚無定論，許多官方定義甚至還存在著自相矛盾的情況（張凌云，2008），故本文于此僅介紹部分在國際上對于旅游具有代表性和流行性的定義說明。
旅游行為從地理空間的角度出發，可大致分為兩類：國內旅游和國際旅游，前者主要指國家內的居民離開長住地到國內另一地方去進行的旅游，而后者國際旅游才是本文的研究重點，而對于其的定義探討則經歷了將近五十年的發展歷程。在 1991 年，世界旅游組織（WTO）將旅游行為進一步定義為一個人旅行到一個其慣常居住環境以外的地方并逗留時間不超過一年的活動，這種旅行的主要目的是在到訪地從事某種不獲得報酬的活動，這個定義陸續被諸多國家政府和國際組織采用，在世界上逐漸具有普遍性。
國際旅游按照人員流動的方向可分為入境旅游和出境旅游兩類，1979 年，我國國家統計局也對國際旅游者作出了更加貼合我國國情的解釋：凡是來我國參觀、旅行、探親等活動的外國人、外籍華裔和港澳臺同胞，均屬我國的國際旅游者，即我國的入境旅游游客，這也是本文的研究對象，與國內旅游不同的是，我國的入境旅游對流動人員進行了國籍的限制，而港澳臺同胞亦屬于我國的入境旅游者，這一點也是符合我國實際情況的。
從上面諸多定義當中，我們可以簡單地歸納出幾點入境旅游所具有的特征：第一，入境旅游游客來自于國（境）外，港澳臺地區的游客也歸為了入境旅游的統計口徑；第二，與國際貨物貿易不同的是，入境旅游是一種人的流動，且這種移動具有暫時性，前者可看作為貨物與資金的“國際旅游”，而后者則是人員與服務的“國際貿易”（蘇建軍等，2013），故入境旅游為服務貿易的重要組成部分；第三，旅游的動機可以是多樣的，參與娛樂、休閑、商務、宗教等活動均可歸為入境旅游的目的，故其為一種經濟、政治、文化等多種屬性交雜的社會現象；第四，入境旅游不僅僅是二維意義上的人員從客源地到目的地的單向流動，其涉及到交通網絡、基礎設施、景區服務、旅游營銷等多層面的建設與合作，是三維意義上的立體的空間系統，具有強大的產業關聯性。

2.2 影響因子
2.2.1 綜合因素
（1）國外研究總結。國外學者對于入境旅游影響因素的討論研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較為多樣，且多以實證方法為主，早期以多元回歸模型和協整檢驗居多，所采用的數據集有面板數據，也有時間序列。
總的來說，學者們將入境旅游影響因子歸為如下幾大因素：客源國收入水平、地理距離、本幣匯率水平、目的地旅游產品的相對價格（Garín-Muñoz 和 Amaral，2000；Garín-Muñoz，2007；Surugiu 等，2011）、上期的入境旅游人數（Luzzi和 Fluckiger，2003）、交通成本（Lim 和 McAleer，2001、2002）、政治風險（Mervar和 Payne、2007）。在這些影響因素中，與入境旅游呈正相關的因素主要有客源國收入水平、目的國匯率水平、上期的入境旅游人數，這些因素在邏輯上是很好解釋的，客源國強大的支付能力成為當地游客頻繁出境旅游的重要支撐，目的國匯率水平的下降意味著目的國貨幣貶值，促進了本國旅游服務貿易的出口，而旅游具有慣性作用，Luzzi 和 Fluckiger（2003）指出其具有持續性，對下期入境旅游產生顯著影響。而與入境旅游呈負相關的因素主要有目的地旅游產品的相對價格、地理距離、交通成本、政治風險，目的地旅游產品相對客源國價格與兩國之間的交通成本越高，勢必會減弱客源國游客出境旅游的欲望，而政治風險通過對目的地制度環境的惡化作用，對當地入境旅游產生負面效應。
旅游引力模型作為國際上所廣泛采用的衡量某地對外旅游吸引力的計量模型，Eilat 和 Einav（2004）利用動態引力模型，將雙邊貿易流量、雙邊移民、共同邊界、地理距離以及政治沖突等因素看作為入境旅游的主要影響因素。
第 3 章 中國入境旅游現狀與特征分析...............................17
3.1 現狀分析..............................................17
3.1.1 總體狀況......................................17
3.1.2 客源地分布狀況.....................................19
第 4 章 實證結果與分析.................................26
4.1 模型構建與變量選取.......................................26
4.1.1 模型構建....................................26
4.1.2 變量選取與數據來源...................................28
第 5 章 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39
5.1 研究結論...................................39
5.2 政策建議...................................40

第 4 章 實證結果與分析

4.1 模型構建與變量選取
4.1.1 模型構建
（1）總體效應。我國歷來強調對外要加強人文交流，尤其是“一帶一路”戰略的“五通”概念提出后，其中的“民心相通”便明確指出了文化交流的重要性，而孔子學院作為一種重要的文化交流手段就登上了歷史的舞臺，截至 2019 年年底，全球已有 162 國家或地區設立了 550 所孔子學院和 1172 個孔子課堂。多年來，孔院致力于對漢語及漢語學習的推廣，增進世界各國或地區對漢語文化的了解，加強我國與別國的教育與文化合作，極大地促進了中華文化的廣泛傳播。
本文使用 2004 年至 2017 年客源國至中國入境旅游人數的面板數據，以我國對外文化交流的定量化數據作為核心解釋變量，以孔子學院及孔子課堂作為代理變量（以下均簡稱孔子學院）來進行衡量，客源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人口總數、中國與各國首都之間的地理距離、客源國相對于我國的相對價格、文化距離與客源國的制度質量為控制變量，為了減少可能存在的異方差問題，本文將部分變量對數化，結合其他相關的影響因素
（2）不同入境旅游目的。外國人民受不同目的動機驅使來華旅游，《中國旅游統計年鑒》已對其進行了明確的細分，所以我們感到好奇的是，如果本文以文化交流為突破點，研究其對入境旅游的影響，那么不同的入境旅游目的會對文化交流的入境游效應產生怎樣的異質性影響？畢竟有部分動機看似與文化因素無明顯聯系，例如探親訪友，且會議商務及服務員工似乎與經濟因素關聯性更大。由此，本文根據不同的入境旅游目的，將基礎模型中加總的入境旅游人數拆分為四組數據，再進行實證檢驗。

第 5 章 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5.1 研究結論
本文以 2004 年至 2017 年我國 41 個入境旅游客源國為樣本，利用引力模型考察了我國對外文化交流對我國入境旅游的總體效應及分樣本情況，實證研究結論如下：
與以往研究結論相似，客源國的經濟發展水平、人口規模、共同邊界及共同語言對我國入境旅游影響為正，地理距離影響為負，但稍有不同的是，文化距離的影響為負。文化交流有效地促進了中華文化的傳播，增進了國家間的互信與共識，從而對于國家之間的經濟合作、政治關系、人民交往及資源共享，發揮了明顯的功效，顯著促進了我國的入境旅游。孔子學院作為我國對外文化交流的典型方式，向全球傳播了中華文化，推廣了漢語的使用，其所產生的顯著而積極的入境旅游效應是不容忽視的。
不同類型的客源國對對外文化交流的入境游效應具有異質性條件約束，其會因客源國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同而存在差異，在高經濟發展水平的國家，對外文化交流的入境游效應有顯著正面影響，建立孔子學院個數越多，越促進我國入境旅游人數增長；與之相反的是，在低經濟發展水平的國家，文化交流與入境旅游的關系并不明顯。
文化交流的入境游效應也會因客源國與我國文化距離的遠近而產生區別，孔子學院對于遠文化距離客源國的入境旅游發揮了強顯著的作用，對于近文化距離客源國的入境旅游所發揮的作用則并不明顯，說明文化交流在極大程度上增強了兩國人民的熟悉與互信。
文化交流的入境游效應在客源國不同的入境旅游目的并沒有出現明顯差異，文化交流的積極影響在會議商務、觀光休閑、探親訪友及服務員工四類目的下均有所體現。
文化交流的入境游效應在經過替換文化距離變量為文化交融指標的穩健性檢驗后依然是顯著為正的，基本可以證明本文結論是穩健的。
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