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公司治理論文，本文以2009年—2020年上深A股的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借助“金稅三期”工程準自然實驗，運用雙重差分方法探討數字化稅收征管對公司治理水平的影響，在基準回歸中，利用逐步回歸的方法探討數字化稅收征管對公司治理水平的影響效果，并運用一系列穩健性檢驗來驗證基準回歸結果的穩健性。
1緒論
1.1研究背景
數字經濟是我國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組織形態，商業模式，和經營業態促使著資本和勞動要素的重新整合[1]，數字經濟的發展帶動著數字技術的發展，在《關于加強數字政府建設的指導意見》中，明確了政府發揮數字經濟建設的引領作用，表明政府要充分的將數字技術運用到管理當中。另外，在2023年10月20日，在北京舉行的關于“稅收征管數字化高級別研討會中”指出，中國政府始終高度重視加快數字化轉型和稅收征管改革，推進稅收治理效能的持續提升，因此數字化稅收征管是數字技術手段利用到稅收領域的必然趨勢，勢必會利用數字技術所帶來的優勢提升稅收治理效能。縱觀我國稅收領域相關的改革歷程，不僅體現出我國稅收制度的不斷完善，也反映著稅收征管朝著數字化方向發展。作為數字化稅收征管最典型的代表，金稅工程的發展歷程體現了我國稅收征管逐步向數字化推進。
“金稅工程”作為稅收管理系統的總稱，是經國務院批準的國家級電子政務工程，是國家電子政務“十二金”工程之一。“金稅工程”的發展歷程截至到目前經歷了四個階段，從金稅一期工程、發展到金稅二期工程、再發展到金稅三期工程（以下簡稱“金稅三期”）以及金稅四期工程。1994年，金稅一期工程即增值稅計算機交叉稽核系統全面投入使用，總的目的是推衍和推廣增值稅的交叉稽核系統。但是，在這個系統中，存在著很多的信息錯誤：首先，這個系統所使用的數據都來自于各個企業自行開具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其次，本系統采用的是人工輸入的方法，由稅務機關的相關人員進行手工輸入；另外，由于只包含50個試點單位，覆蓋面較窄，所以在1996年底，金稅一期工程就已經停止使用。金稅工程二期于1998年正式獲批，并于2001年正式投入運行，其包括了四個子系統，實現增值稅防偽稅控發票開票、認證、交叉稽核、協查；在技術層面上加強了對增值稅發票的監管，有力打擊了增值稅偷稅、騙稅行為，即金稅二期工程相比于金稅工程一期更為嚴格，企業納稅申報也變得更加謹慎。

公司治理論文怎么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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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意義
1.2.1理論意義
（1）本文從稅收征管這一外部治理機制角度，探討其對公司治理水平的影響，不僅將稅收征管的作用拓展到公司治理領域，還豐富了現有的研究內容。
（2）豐富了稅收征管經濟后果的研究，稅收征管對公司治理的影響更多的是關于企業避稅，盈余管理等角度，而從公司治理結構出發研究稅收征管對公司治理水平的研究較少。因此，本文試圖從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的公司治理水平指數作為公司治理水平的綜合性指標，將稅收征管和公司治理水平結合起來，探討在金稅三期工程的背景下的稅收征管如何影響公司治理的水平，以及稅收征管通過什么樣的傳導機制影響公司治理水平，既是對現有文獻的一個補充，也豐富了關于稅收征管對公司治理的影響的研究成果。
1.2.2現實意義
（1）“金稅三期”工程是我國稅收征管實現數字化的重要突破，是數字化稅收征管的典型代表，極大地提高了我國的稅收征管能力和稅收征管效率，增大了企業管理者進行不合規行為被發現的概率，增大了不合規行為的風險和成本，進而減少了企業管理者的不合規行為，本文通過研究“金稅三期”工程對公司治理水平的影響，檢驗稅收征管對公司治理水平的作用效果，為我國完善稅收征管信息化提供現實動力，也啟示了我國“金稅四期”工程的早日普遍使用。
（2）本文不僅驗證數字化稅收征管對公司治理水平的作用，還對數據樣本進行分類進行異質性討論，驗證在不同的情況下數字化稅收征管對公司治理水平的影響是否具有差異性，意味著稅務機關可以密切關注受到數字化稅收征管影響大的企業，在稅務機關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合理分配財力，人力，物力等資源，充分發揮稅務機關的外部監管職能，從而實現公司的治理水平提升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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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獻綜述
2.1關于數字化稅收征管的研究
2.1.1數字化稅收征管對公司稅收負擔的影響
在以大數據為代表的現代信息技術飛速發展的今天，稅收征管的信息化進程也在持續推進。稅務機關能更加全面地掌握企業的涉稅數據，極大地提高其對企業涉稅數據的監管水平。因此，企業妄自進行暗箱操作被發現的概率就會加大，違規風險的增加有效地抑制了企業的逃稅行為，使得企業的實際稅負和名義稅負越來越接近（Bird&Zolt，2015）[3]。高培勇（2006）利用國家統計局數據分析發現稅收信息化建設大幅度地提高了我國稅收的綜合征收率，企業的實際稅負和法定稅負的差距不斷縮小[4]。Klevenetal.(2011)[5]、Pomeranz[6]（2015）也研究發現稅務部門對涉稅信息的監管能力和企業的納稅遵從度呈現明顯的正相關關系。Aliet al.（2015）研究發現信息監管技術的提高顯著增加了企業稅負[7]。Ali（2018）還進一步考察了稅收監管負擔對企業成本的影響，認為稅收監管的加強會提高企業的稅收遵從成本，從而增加企業稅收負擔[8]。有類似結論的還有Casaburi&Troiano(2016)[9]。
作為我國數字化稅收征管水平上的一個里程碑，金稅三期工程大大提高稅務機關的征管能力，有效地抑制了企業逃稅[10]（樊勇和李昊楠，2020）和增加了政府稅收收入（張克中等，2020）[11]，與此同時，我國企業的稅負也變得嚴重，即產生征稅效應，企業的總稅率即企業所繳的各種稅占利潤的比重，這幾年都在67.3%以上，高于世界平均稅率水平40.5%（張軍，2019）[12]。同時《福布斯》曾經發布過的排名顯示，中國在“稅負痛苦指數”榜上排名全球第2名（2022，葉云龍，姜衛濤）[13]。
因此，信息在稅收征管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數字化稅收征管使得征管機關掌握更多企業的信息，提高企業的稅收遵從，抑制了企業逃稅，增加稅收收入，與此同時也增加企業稅負，產生征稅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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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關于公司治理的研究
公司治理的影響因素，本文將從外部治理影響因素和內部治理影響因素兩個方面來展開，內部治理因素在現有研究當中主要圍繞著股東治理，董事會治理，高級管理人員治理等三個方面。首先是股東治理。瑪（Ma）采用2003～2004年的數據研究發現，股權集中度對企業績效有正向效果，股權集中度有利于企業績效的提升，并且這種正向效果存在于任何的股東類型當中。而張穎、鄭洪濤具有相反的結論，他們認為在國有控股企業當中，股權集中度高，反而不利于企業內部控制的提升，股權集中度與內部控制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董事會治理方面，首先是董事會規模，謝云竹認為董事會規模與公司內部控制的有效性沒有明顯的相關性[27]。但是國內胡奕明等（2008）研究則發現，上市公司的盈余信息質量會隨著獨立董事比例的提高而提高[28]。還有的學者認為董事會審計委員（唐行鋒等，2012）[29]以及董事持股比例與內部控制（Jensen，1976）[30]對公司治理也有不可忽視的影響。最后是高級管理人員治理，根據委托代理理論，在管理者和股東之間的委托代理關系中，如果股東制定一份能夠激勵管理者的激勵機制，管理人就會傾向于努力工作，使得管理者的行為更多的偏向于公司利益，股東也不需要花費更多的監督成本，就可以有利于公司治理的正常進行（2016，王彥東）[31]，例如高管薪酬激勵方面（黎文靖等，2012）[32]。
關于外部治理因素方面，首先是外部審計治理，審計師會對企業的行為產生影響，具體體現在，公司受到審計師審計時，會推動企業對外披露內部控制問題，而這種現象在審計師規模較大的情況下更加明顯，并且對外披露的頻率和次數也更高（Bedard,2004）[33]。姚海鑫（2012）也得出外部審計提高上市公司經營的合法合規性的結論[34]。其次是債權人治理，債權人為了保障其債權得到清償，會密切關注到企業的行為，這種監督管理會對企業產生一定的影響，有的學者認為債權人充分發揮了外部監督管理作用，提高了公司的治理水平（汪輝，2003）[35]、還有些學者認為債權人會改善公司經營決策（沈智慧，2003）[36]，以及發揮監督作用（胡奕明等，200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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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數字化稅收征管對公司治理水平的理論分析.........................15
3.1相關概念界定.....................15
3.1.1數字化稅收征管的概念界定..............................15
3.1.2公司治理水平的概念界定.........................15
4計量模型構建、數據來源與說明......................25
4.1計量實證模型構建............................25
4.1.1變量選擇與定義...................................25
4.1.2計量實證模型構建.......................27
5數字化稅收征管對公司治理水平影響的實證分析.............29
5.1基準回歸分析...............................29
5.2穩健型檢驗................................30
5數字化稅收征管對公司治理水平影響的實證分析
5.1基準回歸分析
為檢驗數字化稅收征管對公司治理水平的影響，對模型（1）進行基準回歸分析，其回歸結果如下所示。
表5-1（1）列為未加入任何控制變量但控制年份和行業雙固定效應的回歸結果，結果顯示出，gtp的估計系數為0.0757，且在5%的置信水平上顯著為正，這表明在金稅工程三期實施后，實行金稅三期試點的公司治理水平顯著提高，符合本文的研究假設預期；
列（2）在列（1）的基礎上控制了企業非財務指標的控制變量（企業年齡（age），企業規模（size）），此時的核心解釋變量數字化稅收征管（gtp）的系數為0.0695，且顯著為正，再次驗證了本文的研究假設。在企業的非財務指標當中，企業年齡在1%的置信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企業的年齡越大，公司的內部治理機制等就會越完善和成熟，其公司治理水平就會越好；企業規模的系數在1%的置信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企業的規模和企業的治理水平之間存在著正向關系，說明企業在擴大規模過程中在不斷地提高和完善自身的管理，從而提高公司的治理水平。

公司治理論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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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研究結論與啟示
6.1研究結論
本文是根據理論研究和實證研究的方法，分析數字化稅收征管對公司治理水平的影響，具體而言，在理論研究部分，本文首先梳理了有關數字化稅收征管，公司治理，以及數字化稅收征管對公司治理水平的文獻并進行總結，尋找目前學術中可能需要補充的研究，再根據有關委托代理理論，信息不對稱理論，聲譽理論，不完全契約理論等理論基礎，探討分析數字化稅收征管對公司治理水平的影響效果。根據上述的假設作用效果進一步分析數字化稅收征管對公司治理水平的作用機制。在理論研究中的異質性部分，本文根據理論分析在不同的股權集中度，信息環境，以及在不同的避稅程度的企業，其數字化稅收征管對公司治理水平的影響效果如何，并提出關于異質性的理論假設。在實證研究方面，本文以2009年—2020年上深A股的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借助“金稅三期”工程準自然實驗，運用雙重差分方法探討數字化稅收征管對公司治理水平的影響，在基準回歸中，利用逐步回歸的方法探討數字化稅收征管對公司治理水平的影響效果，并運用一系列穩健性檢驗來驗證基準回歸結果的穩健性。在此基礎上，利用中介變量法驗證信息環境，代理成本是否是數字化稅收征管對公司治理水平影響的作用機制。另外，為驗證異質性理論假設，采取分組回歸的方法，對比在不同股權集中度，不同信息透明度，不同避稅程度下數字化稅收征管對公司治理水平的影響差異性。基于以上理論分析和實證檢驗，本文的研究結論如下：
第一：本文以數字化稅收征管，公司治理水平分別作為本文的解釋變量和被解釋變量，引入控制變量，同時控制年份和行業，進行基準回歸，最后得出數字化稅收征管能對公司治理水平具有改善作用的結論，驗證了本文的主要論點。第二：在基準回歸的基礎上，本文采取一系列的穩健性檢驗方法驗證回歸結果的穩健性：①平行趨勢檢驗，改變金稅工程實施時間，實證結果顯示，金稅工程時間提前兩年，三年，其回歸結果不顯著，滿足了平行趨勢的檢驗；②排除營改增政策影響，保留受營改增影響較小的批發零售，制造業的企業，并重新進行回歸，回歸結果仍然顯著，說明在剔除營改增干擾因素之后，數字化稅收征管對公司治理仍有正向的治理效果；③縮減樣本容量，將樣本容量縮減到2012—2017年，實證結果表明，在縮減樣本容量之后，數字化稅收征管對公司治理水平的影響仍然顯著，再次支持了本文的論點；
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