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會計學論文，本文選取黨的十八大以來開展的反腐敗作為政策沖擊的代表，采用雙重差分方法研究了反腐這一宏觀層面政治政策與微觀層面企業績效之間的關系。

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背景與意義
1.1.1 研究背景
改革開放四十余年以來，中國的經濟發展成就碩果累累，GDP 以平均每年 10%的增長速度，成為世界上經濟增速最快的國家之一，但是隨之而來的經濟問題也日漸凸顯。腐敗作為一種社會經濟現象，具有極強社會危害性和普遍存在性，世界銀行曾稱其為“社會經濟發展的最大絆腳石”。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伴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腐敗問題逐漸滋生和蔓延，它不僅存在于中國政治制度的各個方面，同時也輻射于微觀經濟層面，影響著中國企業的發展，由腐敗引發的“官商勾結”、“吃拿卡要”等不合理的費用支出，不僅打破了個人“敬廉崇儉”的思想防線，同時也不利于企業正常的生產經營活動，阻礙了我國經濟由高速發展向高質量發展的轉型，不利于國家改革進程和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實現。
我國自黨的十八大召開以來，以“猛藥去疴、重典治亂”的決心掀起了一股反腐大潮：從國家角度來看，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多次在中央巡視工作會議上強調并發表重要講話，地方政府嚴控行政經費、壓縮辦公經費、減少公務接待和公務車運行費用，削減政府開支用于民生，扎緊“不能腐”的制度籠子，把政治監督融入日常、做在經常；從組織角度來看，中央成立了巡視組，截止目前已經完成八輪巡視工作，按照巡視進駐、巡視反饋、巡視整改的要求進行“精準反腐”，實現了巡視工作全覆蓋，有效控制了因腐敗造成的不合理費用支出。基于此，越來越多的學者也意識到政治因素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影響之深，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轉型和發展中國家，進行了大規模的反腐敗，獲得人民群眾的一致好評，但能否對中國企業績效及經濟發展產生顯著影響呢？進一步分析，由于我國企業產權結構多元化，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治理結構和管理模式也不盡相同，因此十八大以來的反腐政策對于不同產權的企業績效帶來的沖擊是否有所差異呢？從外部環境來看，本次反腐有效改善了企業經營發展的環境，尤其對腐敗產生的不合理費用支出形成了有效控制，那么如此高壓反腐態勢又是如何影響企業的費用管理呢？考慮到中國特殊的政治經濟環境因素，對于上述問題的研究和討論，有利于理解我國反腐政策如何影響微觀企業以及已上市的企業其費用管理的政治因素組成機制。

1.2 研究內容與思路
1.2.1 研究內容
本文以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掀起的全國范圍內的超強力度反腐風暴為標志，根據本輪反腐行動具有的沖擊性、擴散性、社會性等特性，作為外生沖擊事件，符合實證研究所需要的識別策略的要求，所以本文利用本輪反腐政策這一準自然實驗作為外生沖擊，結合我國上市公司經營情況，探究了反腐敗對于企業行為的影響及背后的作用機制，同時引入費用粘性這一概念，考察反腐政策對于企業資源配置決策和管理層動機行為的影響，從而通過弱化企業費用粘性而提高經營績效，增加企業的價值。
1.2.2 研究思路
首先，本文回顧了國內外關于宏觀層面政治因素與微觀層面企業發展相關的研究成果，重點梳理了腐敗對于企業績效的影響研究文獻，從整體上闡述了費用粘性的基本特征、影響因素及其經濟后果，對于后文的實證研究提供了堅實的研究基礎。
其次，就反腐敗與企業績效、反腐敗與費用粘性以及費用粘性在兩者之間起到的作用進行逐一闡釋，提出基本假設，根據相關文獻，腐敗對經濟發展分別起著“絆腳石”和“潤滑劑”的作用，一方面，腐敗造成了政治資源和經濟資源的浪費，會阻礙企業績效提升繼而影響經濟增長。同時，從調整成本動因來看，腐敗使得資源配置發生扭曲，增強了企業費用粘性；另一方面，在國家配套機制建設尚不完善、自由市場公平競爭和權益保護機制普遍缺乏的背景下，腐敗能夠完成某種資源配置，實現“保護費”的功能，即和政府官員以利益為紐帶，為違法經營撐起“保護傘”，從而提高了經濟效率。同時，基于管理層預期的動因分析，因為企業汲汲于“關系”維護來獲得政府訂單[7]，所以管理層會對未來銷售收入的增長抱有十分積極的態度，即當銷售收入出現上升時，管理層會采取多種方式更加努力擴大銷售，從而使得費用粘性有所弱化。
最后，基于上述理論分析，在本文實證部分，采用了中共十八大以來高強度的反腐行動作為一個天然的準自然實驗，使用雙重差分回歸方法，構造實證模型，以費用粘性為中介變量，探究了反腐敗如何影響企業績效的內在機理，極大豐富了政策制度建設對企業費用管理的影響研究。

第二章 文獻綜述

2.1 腐敗與反腐敗的相關研究
腐敗，作為一種社會經濟現象，很可能伴隨著人類存在開始就出現了。隨著人類社會的不斷演化發展，腐敗問題依然廣泛存在于各個國家、組織中，并且隨著經濟發展，逐漸演化出不同的表現形式，對社會經濟的發展產生了深刻影響。由于腐敗存在的普遍性及危害性，反腐敗的呼聲愈加高漲，美洲、非洲的一些國家，聯合國、經合組織(OECD)、世界銀行等一些國際組織都先后向腐敗“宣戰”。
腐敗現象是全球性的，任何國家、任何地區都普遍存在腐敗現象，在全球化的推動下，各國的交流日漸頻繁，腐敗問題也呈現出復雜趨勢，因此，“反對腐敗”的口號在世界各國的呼聲越來越高，各國政府也逐漸意識到“敬廉崇儉，反腐治奢”對于其塑造國家形象，執行公共權力有著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若將關注點放在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由于我國政府制定的管理制度和經濟政策尚不健全和完善，為腐敗提供了可乘之機，因此，反腐敗刻不容緩。
2.1.1 腐敗的界定
關于腐敗最早的研究，主要就是聚焦在腐敗的定義上，一開始，腐敗是作為一種違背道德主義的行為而定義的存在，道德論的學者們認為腐敗一定會導致道德淪喪，社會退步，但效用論的學者們則認為對腐敗的界定應包含兩方面，具體要看腐敗是否會從根本上對經濟社會造成危害，其中的代表人物是 Leff(1964)[14]和 Huntington(1968)[15]，他們認為腐敗是個人或者組織對政府行為施加影響的結果表現，腐敗的社會效應并不全都是負面的。雖然關于腐敗的界定爭論從未停止，但是后來，學者們逐漸劃分出清晰界限，即從政治行為和經濟行為兩方面進行解釋，腐敗的政治行為定義，主要指的是政府官員的貪污受賄，Shleifer &Vishny(1994)[16]認為腐敗是政府官員利用自己所處職位帶來的權力，進行錢權交易，來滿足自身利益的行為；Svensson(2003)[17]認為腐敗是“用公權而謀私利”的行為。一些國際組織如透明國際(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認為腐敗是政府部門相關公職人員通過濫用公眾給予他們的權力，使自己或身邊親近的人非法富裕起來的行為；類似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則認為如果政府官員隨意以權謀私的話，那么他就是腐敗的。從廣義上來說，腐敗更是一種經濟行為，盛宇明(2000)[18]認為腐敗是政府官員和國有企業管理層利用某種關系違反規則來為自己謀求私利的活動，這就將腐敗的界定從政治行為和法律行為，擴展到了經濟行為。魏下海等(2015)[19]研究發現中國企業想要獲得優質資源，必須要上一門必修課，那就是關于如何和政府搞好關系，因為政府部門能夠通過“有形的手”宏觀調配企業所需要的資源，而我國在優化營商環境、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并沒有同時形成一系列較為完善的配套制度，在不公平、不透明的資源分配制度下，企業汲汲于通過賄賂有權的政府官員來獲得比通過生產活動更多的“好處”(周黎安和陶婧,2009)[20]。

2.2 企業費用粘性的相關研究
費用管理作為企業財務管理的重點把控對象，要求系統全面、科學合理的對企業相關費用進行記錄、核算和監督。傳統的成本（費用）性態模型(Cost BehaviorModel)可以近似用一元線性方程 y=a+bx 來表示，即成本（費用）函數模型，其中因變量 y 表示總成本（費用），常數項 a 表示固定成本，系數 b 表示單位變動成本，而自變量 x 則表示業務量水平。該模型展示了總成本（費用）與業務量水平之間的線性關系，具體來說就是企業總成本（費用）會隨著業務量的波動而發生增減變化，即業務量上升 1%，總成本（費用）上升 b%，業務量下降 1%，總成本（費用）也下降 b%，總而言之，總成本（費用）會隨著業務量的增加或減少發生同數量變化，我們將這種同量變化的性質稱為“對稱性”。然而這種“對稱性”是基于成本（費用）習性最理想的狀態，卻沒有考慮到管理層等其他因素對于成本（費用）的影響。于是，Banker et.al(1993)[50]和 Noreen et.al(1997) [51]分別站在傳統成本（費用）習性理論的相對面，研究了成本（費用）習性的另一個特性——非對稱性。之后，Anderson, Banker & Janakiraman(2003)[52]首次將這種非對稱性現象定義為費用粘性(Cost Stickiness)。他們使用 Compustat 數據庫提供的 7629 家美國上市公司財務數據，重點分析了其中三類費用：銷售費用、管理費用和其他費用(Selling, General and Administration, 即 SG&A)，研究發現營業收入每增長 1%，SG&A 就會增長 0.55%，而營業收入每減少 1%，SG&A 的減少量卻是 0.35%，出現這種“業務額上升時費用增長的幅度大于業務額下降時費用減少的幅度”的現象，證明了美國的上市公司的費用特征具有不對稱性，即在業務額變動水平相同的情況下，如果企業在業務額上升時費用增長的幅度超過業務額同等條件下降低時費用下降的幅度，那么就說明該企業的費用具有“粘性”特征。
第三章 理論基礎與研究假設.............................20
3.1 我國反腐敗的制度背景.............................20
3.2 反腐敗與企業績效..............................................21
第四章 研究設計........................................ 27
4.1 研究方法與模型建立....................................27
4.1.1 研究方法..............................27
4.1.2 模型建立...........................................30
第五章 實證結果與分析........................... 35
5.1 實證結果與分析.....................................35
5.1.1 反腐對企業績效的影響................................35
5.1.2 反腐對費用粘性的影響..........................................36

第五章 實證結果與分析

5.1 實證結果與分析
5.1.1 反腐對企業績效的影響
表 5.1 是本文模型（Ⅰ）的回歸結果。其中，第 1 至 3 列展示了反腐敗對于總資產收益率（ROA）的回歸結果，第 4 至 6 列展示了反腐敗對于凈資產收益率（ROE）的回歸結果。第 1 列和第 4 列僅包含腐敗水平（Corrupt）和時間虛擬變量（Post）兩項，第 2 列和第 5 列加入了交互項反腐敗（Corrupt*Post）的回歸結果，第 3 列和第 6 列增加了相關的控制變量。
第六章 研究結論與展望

6.1 主要結論
自反腐敗開展以來，學術界就對這一政策給中國社會經濟帶來的影響展開了激烈的討論和研究。反腐倡廉作為中共十八大以來最具特色的政策之一，是如何將這種政治因素效應作用于中國的微觀經濟市場的呢？如何客觀評價本輪反腐政策對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兩方面的影響呢？這些都是需要進一步探討的問題。本文選取黨的十八大以來開展的反腐敗作為政策沖擊的代表，采用雙重差分方法研究了反腐這一宏觀層面政治政策與微觀層面企業績效之間的關系。研究結果發現，反腐敗一定程度上能夠提升企業績效，且相比于非國有企業，本輪反腐政策對于國有企業的正面促進作用更加明顯。同時從費用管理這一微觀的角度驗證了企業費用粘性在兩者之間起到的中介作用，反腐敗通過優化資源配置和提高管理者經營決策水平兩方面弱化了企業的費用粘性，從管理會計的角度來說，反腐敗重塑了企業費用管理的能力，進而提高了企業績效。
基于我國特殊的政治制度和文化背景，政府在市場經濟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明確政府部門職責與權力有助于為企業全面發展提供強有力的制度保障。我們的研究結果表明，開展大規模的反腐行動，切斷了政府官員貪污受賄的渠道，在政策的威懾和群眾的監督下，提高了政企交流信息的透明度，增強政府公共服務能力和水平的同時，也為企業營造了公平有序的營商環境，使企業能夠將社會資源更多地運用到生產經營中去，從而促進企業績效的提升和整體宏觀經濟又好又快的發展。另一方面，本文從費用管理角度出發，利用數學模型為此次反腐行動對微觀企業帶來的經濟后果提供了數據支持，并且為我國持續大力推進反腐倡廉提供理論上的證據支持。
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