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企業管理論文，本文主要聚焦于供應鏈數字化對企業產能利用率的影響，本文在探討數字化對企業產能利用率的影響時，對于數字化過程中可能產生的新問題，如數據安全、隱私保護等，探討得不夠深入。
第1章緒論
1.1研究背景與意義
1.1.1研究背景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工業化進程飛速發展，相較于全球范圍內其他發展中國家，取得的成就舉世矚目。但產能過剩導致的資源冗余、失業風險以及設備閑置等問題已經不容忽視（江飛濤等，2012）[2]。根據產能過剩與經濟周期變動的關系，產能過剩分為周期性與非周期性兩類。除去經濟周期變動，其他形式的產能過剩即為非周期性的，該類型產能過剩影響因素又包含結構性問題和體制性問題。在產業升級進程中，生產者供給產品與消費者需求偏離時，舊有產能偏離現實生產需求，導致舊有產能擱置，進而導致產能過剩問題，該類型即為結構性問題導致的產能過剩。在此種情況下，落后產能擱置和缺乏先進產能的問題并存。另外，企業的生產行為不能脫離本地環境，國情差異、制度差異、政策差異等問題對市場供求的影響不可忽視，上述因素導致產能利用情況與經濟周期變化不符時，便會導致體制性的產能過剩。近年來，隨著政府政策完善、市場機制優化，由于體制導致的產能過剩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緩解，但由于供給需求的錯配，致使產能過剩問題依舊嚴重（吳利學等，2018）[3]。因此，如何激發實體企業活力，實現供給需求平衡，進而解決和化解產能過剩問題成為我國實體經濟健康發展的重大問題。產能利用率作為反映生產效率和市場需求之間關系的重要指標，即作為衡量產能過剩與否的重要指標，通過對該指標的監測和分析，可以為企業和政府提供決策依據。
供應鏈是包括從產品生產到流通，直至最終送達消費者手中的全過程，為涵蓋上游與下游企業間形成的網狀鏈接結構。供應鏈運行能力的提高對有效分配資源、減少供需錯配、緩解產能過剩起到直接作用。近年來，數字技術的發展對供應鏈上下游企業的價值邏輯和交互方式進行重新構建，促使傳統意義的供應鏈逐步向更現代化的數字化供應鏈轉型升級(Buyukozkan等，2018)[4]。通過數字化平臺與生產環節的緊密結合，貫穿生產消費前后兩端，并具有自適應、自決策、自執行等新型功能，在解決供需結構性問題上存在獨特優勢。

企業管理論文怎么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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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思路與結構安排
1.2.1研究思路
本文在參考國內外文獻基礎上，深入探究供應鏈數字化對企業產能利用率的提升效果，分析其作用機制并結合2015-2021年的制造業上市公司數據，利用雙重差分模型進行實證檢驗和機制檢驗，并進行穩健性檢驗和異質性分析。最后指出供應鏈數字化影響產能利用率的整體結論并提出政策建議。圖1-1為技術路線圖。
1.2.2結構安排
本文一共可以分為六章，主要安排如下：
第一章，緒論。該部分首先介紹本文的研究背景及本文在理論和現實上具有的意義，在此基礎上提出研究思路，闡述論文主要研究內容并構建研究框架，介紹研究方法、點明本文的創新之處。
第二章，國內外文獻綜述。通過梳理國內外關于產能利用以及供應鏈的相關研究文獻，深入了解和掌握相關成果。
第三章，概念界定與理論基礎。本文首先對產能過剩的概念進行界定，從而引出研究產能利用率的實證意義，并且對供應鏈數字化的概念進行界定。其次，闡述新經濟增長理論、不完全契約理論、創新理論以及供求理論。最后，基于前文對相關領域文獻綜述的梳理，提出供應鏈數字化對企業產能利用率影響的研究假設。
第四章，研究設計。本文以A股制造業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在考慮現實需求和制度背景的基礎上，構建變量的指標體系。其次，在研究假設的基礎上，構建超越對數生產函數，并進行相關指標測算。
第五章，實證結果與分析。基于產能利用率的測算結果，運用前文構建的計量模型，探究供應鏈數字化對企業產能利用率的影響，并進行相應的穩健性檢驗。同時分析其機制，以豐富其研究內容。最后，進行異質性分析，期望得出更為精確的結論。
第六章，結論與建議。首先總結上述實證檢驗的結論，基于結論提出完善供應鏈數字化進程的針對性建議，助力制造業產能過剩問題改善，助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現，為改善產能過剩問題提供政策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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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國內外文獻綜述
2.1產能相關研究
2.1.1產能過剩原因研究
研究產能利用率的影響因素是解決產能過剩問題的關鍵，供給和消費的結構性差異、企業內外信息差異、智慧生產模式和數字化信息系統是當前國內外學者較為認可的四個因素。
林毅夫等（2010）認為供應端的生產決策，即供需匹配前的生產選擇，與消費需求端的有效需求的偏差，導致產能過剩問題的出現。根據不完全契約理論中行為的不完備性質，由于自然人不具有絕對理性，以及要素流通市場不完全信息的特點，導致完美完備的契約難以達成，從而讓市場出清狀態處于納什均衡，帕累托最優難以實現。He等（2017）認為企業運營者由于對道德風險的擔憂，以及自身個體對短期利益追逐導致的短視行為，往往會采取“報復式”的投資行動，從而避免自身企業被市場競爭淘汰。朱安東等（2023）認為大量長期性投資推動中國經濟快速發展，但生產力飛速進步又與這種長期性相矛盾，且該長期性與經濟發展模式的調整也相矛盾。Dixit（1980）認為在上述市場環境下，尤其面對不完備的契約以及有限信息的市場環境下，上述行為是符合自身企業存續的相對理性決策，但“報復式”的投資行動也會加劇產能過剩的惡性循環。Romer（1990）認為在新經濟增長時代，知識進步以及管理能力的改善所占據的地位越發重要，其中人力資本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尤為重要。根據上述理論，最終產出如何，即數量與質量如何，是由人力資本為主導的多種資本通過彼此協調共同決定的。若協調關系出現紊亂便會導致資本利用的邊際效應下降，造成經濟效率損失。史丹等（2017）認為物質資本通常具有高穩定度以及回報周期短的特點，而升級人力資本投入則“收效甚微”，基于上述的短視心理，企業在擴大再生產過程中的投入，會更多傾斜到突破新型技術與積累物質資本上，從而忽略人力資本的投入以及升級，最終導致設備技術先進但人力資本與之不匹配的木桶效應，進而導致產能過剩問題的出現。Anderson等（2003）認為在舊有的生產框架下，生產前后端所擁有的信息獲取能力是有限的，調整生產策略和生產品類等的代價往往較保持原有模式大。因此，企業會更傾向于保持原有模式，生產同質單一的產品。但隨著互聯網的普及與數字技術的發展，人民生活的日益豐富導致前后端的供求矛盾越發嚴重，最終導致供給需求的互相偏離，引發產能過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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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供應鏈相關研究
2.2.1供應鏈發展研究
供應鏈是包括從產品生產到流通，直至最終送達消費者手中的全過程，涵蓋上游與下游企業間形成的網狀鏈接結構。最初德魯克首先提出“經濟鏈”定義，后波特進一步豐富提出“價值鏈”概念，最終演化為當下的供應鏈理論。隨著時代發展，供應鏈數字化的需求開始出現。Buyukozkan等（2018）認為基于大數據以及智能軟硬件設施，建造智能互聯的供應鏈系統，將為其服務增加額外附加值，提升組織間交互的靈活性和統一性。根據現有研究成果，供應鏈數字化相關研究大多數傾向于探討供應鏈數字化相關概念的框架構造，Lizette等（2020）將供應鏈產業流程中的要素流轉、供應鏈網絡與新一代數字技術相結合，系統性整合出供應鏈的數字化演化過程。Bhattacharya等（2021）參考行業專家意見，并同業內人士調查，提出集成供應鏈依賴于數字化進程的推進。
2.2.2供應鏈數字化對其他要素的影響研究
伴隨供應鏈數字化在各界的陸續開展，關于供應鏈數字化的研究也在學界陸續展開，Hallikas等（2021）采取問卷調查方式，認為在供應鏈上游采購過程中，數字化的采購能力與數據分析能有效提升供應鏈績效。Zouari等（2021）對SCM管理人員進行調查，數字化成熟度和數字化工具應用有助于供應鏈數字化，從而進一步增強供應鏈韌性。Balakrishnan等（2021）基于疫情爆發背景，利用來自汽車制造行業的調查數據，認為供應鏈數字化鼓勵企業進行供應鏈韌性實踐。陳劍等（2020）從企業和消費者兩方面，探究供應鏈數字化對企業運營路徑和消費者需求的影響。劉淑春等（2021）通過將資本投入與勞動投入分別討論，證實應當實施增加前者投入的供應鏈數字化變革，進而發揮其供應鏈數字化的先行優勢。李琦等（2021）認為供應鏈數字化能改善企業績效表現，并通過集成供應鏈和管理者創新渠道對企業績效產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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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概念界定和理論基礎 .......................... 15
3.1 概念界定 ................................... 15
3.1.1 產能過剩 .......................... 15
3.1.2 供應鏈數字化 .................... 16
第4章 研究設計 .......................... 23
4.1 “供應鏈數字化”政策介紹 ...................... 23
4.2 樣本選取與數據來源 .................................. 23
第5章 供應鏈數字化對企業產能利用率影響的實證分析 ................ 28
5.1 數據的描述性統計 ....................... 28
5.2 基準回歸 ....................................... 30
第5章供應鏈數字化對企業產能利用率影響的實證分析
5.1數據的描述性統計
表5-1展示的是描述性統計和樣本t檢驗結果。通過觀察面板A，發現產能利用率的最大值94.3（為百分數，下同）和最小值6.160相差巨大，但根據平均值24.88判斷，產能利用率高的企業占比較少，大多數企業的產能利用水平并不高。值得注意的是，總資產凈利潤率（roa）最小值與最大值分別為-0.337與0.211，表明A股制造業企業已經有虧損現象產生，并根據平均值0.0397判斷，存在近半數企業受產能拖累，出現不同程度的虧損。結合兩部分來看，兩組產能利用率（CU）的平均值相差4.350，初步證明供應鏈數字化政策實施可能存在的改進作用。兩組企業在企業規模、負債水平、盈利能力、企業存續的平均值差距雖已通過顯著性測試。但通過觀察，其差異并不大，從而能夠避免上述變量對實證結果的過多影響。綜上所述，對模型（5.1）進行回歸時能夠采用這些變量作為控制變量，控制處理組與實驗組之間的個體差異。持股比例差異雖不明顯，但作為企業的特征變量，考慮到會對企業行為可能產生影響，因此引入該變量。

企業管理論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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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結論與建議
6.1結論
本文通過探究理論基礎，對供應鏈數字化政策直接效應以及影響機制進行假設，選取2015-2021年中國上市制造業企業數據，實證檢驗實施供應鏈數字化對企業產能利用率直接效應及影響機制，并對其宏微觀異質性進行檢驗。主要研究結論如下:
第一，供應鏈數字化對制造業企業產能利用率具有顯著的改進效應。本文基準回歸證實實施供應鏈數字化能夠顯著提升產能利用率，通過平行趨勢檢驗、替換主要變量、更改聚類方式、PSM-DID再估計和安慰劑檢驗等穩健性檢驗后，該結論依舊成立。通過檢驗假設的影響機制，制造業企業供應鏈數字化能夠通過提升企業技術創新能力來提升產品附加值，通過抑制企業投資非效率來提高要素的使用效率，通過提升內部人力資本水平來提升企業知識水平以及管理水平，進而提高供應鏈系統的效率，通過有效降低企業內外部信息壁壘來減少企業的過度投資和生產行為，進而改善企業產能利用能力。
第二，基于企業微觀層面，供應鏈數字化對企業產能利用率的改進作用存在異質性。國有企業生產經營決策考慮社會效益多于經濟效益，也存在稅收減免和低價土地優勢，在內部控制、創新動力和要素配置等方面存在不足，產能利用問題由來已久，政策前期紅利更加顯著，政策實行的改進效應更明顯；政策試點帶來的數字化水平提升與生產環節有機結合，對低水平勞動力產生擠出效應，降低機械重復工作的生產成本，由于勞動密集型的企業自動化基礎相對薄弱，實施政策對其生產經營的沖擊更為明顯，資本密集型企業調整結構構成的成本較高，政策效果稍弱；因高管年齡較高的制造業企業前期生產行為中的風險規避傾向，導致其對供應鏈數字化等新興技術的可接受程度較低，對原有生產結構的變動較小，生產行為的慣性較大，相較于高管年齡較低的制造業企業，參與政策試點的政策效果更加顯著。
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