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創業管理論文，本研究僅探討了經濟高質量發展組態與區域創業的靜態關系，未考慮隨時間推移所發生的動態演化，今后可考慮引入杜運周等（2021）提出的多時段多線性增長QCA方法，通過多時段深度挖掘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演化對區域創業的影響，進一步提升結論的穩健性。
第一章緒論
1.1研究背景和研究意義
1.1.1研究背景
長期以來，創業被視為推動創新以及造就更大經濟或社會價值的重要手段（Ahmed A McQuaid R W，2005）。改革開放至今，我國歷經了五次創業熱潮：1978年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探索，打開了中國經濟、政治、文化發展的嶄新局面；1984年經濟體制改革，制定了公開透明的市場準入標準和支持政策，出臺了中小企業服務體系建設指導意見，實現了經濟可持續發展；1992年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為重點，實現了貿易自由、產權明晰、競爭公平、價格靈敏、企業優勝劣汰，為創業提供了有利的市場機制；1998年互聯網革命，鼓勵人人皆可創新，人人皆能創業，激發創業者產生創業沖動；2014年李克強總理鼓勵“大眾創業、萬眾創新”，體現了我國通過創業活動帶動就業和刺激經濟增長的意圖已上升至國家發展方略?？梢姡瑒摌I活動對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然而，能否激發創業者產生創業沖動投身于創業，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創業者所屬區域的創業“土壤”。因此，如何營造適宜的創業“土壤”提升區域創業水平已成為政府、商界、學界共同關注的話題與焦點。 一些研究從宏觀背景因素（制度因素和經濟因素）（石超等，2022）、創業生態系統（市場規模、人力資源、金融資本、硬件設施、軟件設施和政府規模）（郝政等，2022）、營商環境（政府效率、人力資源、金融服務、公共服務、市場環境和創新環境）（杜運周等，2020；張衛東等，2020）等方面論述了區域創業活躍度所受的影響因素。然而，這忽略了新時代新發展理念對生態和共享的強調，事實上，區域創業貫穿于區域的經濟、社會、生態、文化發展的各領域和全過程。
隨著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在經濟高質量發展戰略指導下，廓清怎樣的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土壤”，即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組態更利于促致本區域創業活躍度？是一個既有理論價值又具現實意義的論題。
1.2研究思路框架、方法及創新點
1.2.2研究方法
本研究堅持理論分析與實證分析相結合的研究方法，通過回顧和梳理大量相關文獻，闡述了經濟高質量發展組態與區域創業水平的作用機理，結合計量模型，挖掘什么樣的經濟高質量發展“土壤”更利于促致區域高創業水平。具體研究方法如下：
（1）文獻研究法。第一、系統的搜集并閱覽全球關于經濟高質量發展期刊文獻和報告，特別是國內政府報告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解讀。第二、整理國內外與創業有關的各類報告、期刊、著作等資料。第三、查閱關于QCA方法運用的相關文獻資料，等等。
（2）變異系數—主成分模型。變異系數賦權法是直接提取原始數據中的信息，通過求取均值、標準差，進而求出變異系數，從而實現各指標的賦權，具有簡單適用和客觀的特征。主成分分析賦權法（CAP）是采用“降維”的思想，將多個變量轉化為一個或幾個覆蓋多個變量信息的代表變量，具有清晰、簡便和客觀的特征。
（3）QCA方法。QCA方法是基于集合論和布爾代數的分析方法，有以下幾個特征：樣本量可大可小、存在因果不對稱性、結果具有等效性、可處理多因素的交互影響，這些特征與本研究探討的前因變量經濟高質量發展的6個一級維度對結果變量區域創業水平的影響主題非常相符。
第二章相關理論與文獻綜述
2.1理論基礎
創業研究是一個獨立的研究領域，最早要追溯到20世紀60年代，從最初的相對獨立的碎片化研究，到逐漸形成其自有體系，巨大的發展和進步有目共睹（Davisson，2016）。
2.1.1創業學理論
創業研究發展至今，主要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創業研究1.0—主體化”（1959—1989年），創業研究深受古典經濟學和心理學的影響，聚焦于研究創業行為的主體能動者，如創業者的特征（Schumpeter，1934）、創業企業特質（Sexton et al，1985）和績效（Cooper et al，1994）等等。第二階段“創業研究2.0—場景化”（1990—2009年），隨著社會學、心理學、經濟學和管理學等諸多學科領域學者對創業研究的關注，創業研究進入了關鍵轉折期，學者們不局限于關注創業者特質，還關注創業機會、創業資源（Shane et al，2000）、創業戰略（Dowling et al，1994）、創業導向（Lumpkin，1996）等對創業影響。第三階段“創業研究3.0—生態化”（2010—至今），創業研究進入多元化，學者們除了關注到創業機會和創業資源，還進一步關注到創業情境（Miller，2012；Webb，2009；Shu R et al，2018）、網絡（Corbett et al，2005）、創業生態系統（Cavalloet al，2019；蔡莉，2021）等等。
（1）創業研究1.0—主體化
創業研究早期，涌現了一批應用特質理論的古典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派主流學者（Low et al，1988），他們對創業者特質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其中，RichardCantillon①首次提出了“創業者”的概念，他將創業者形容為“冒險者”，通過承擔風險以獲得未來的利潤。除此之外，還有學者集中研究創業者特征和創業者心理，逐漸形成了創業者特質理論學派（蔡莉，2019；張玉利，2009）。之后，薩伊基于宏觀經濟學角度提出了著名的薩伊定律（SaysLaw），強調創業者在企業的生產過程中既是協調者，又是管理者的角色定位。這樣的基礎定位變相地轉移了創業者的“特殊性”，同時強調了創業者在企業管理和經營中的價值創造。
2.2文獻綜述
2.2.1政策制度因素與創業的關系研究
創業政策、制度可從多種角度進行分類，如按Rothwell et al（1985）的分類方式，可分為供給、需求和環境三類；也可根據時間的長短劃分，分為長期政策、中期政策和短期政策（Paperin，2011）?；谝陨嫌^點，本研究考慮到初創企業的特征，以及初創企業對于資金需求性，將其分為金融政策和其他政策。具體來看：
（1）金融政策對創業的影響
大量的國內外研究表明，低利率貸款的獲取、融資約束壁壘的減弱、小企業信貸籌資信用保證對新企業的建立有較大影響。在發展中國家，創業資金、融資約束，以及金融體系的不完善是激發創業者創業的巨大障礙（Meier et al，1994）改善融資壁壘可顯著地提升創業水平（Pennings，1982）。
金融環境對農村創業的影響。信貸約束限制了農民創業，抑制了農村創業水平。信貸的約束與否直接影響了農民的抉擇——就業還是創業（Banerjee et al，1993；Ahlin et al，2008），大多數學者認為，信貸約束抑制了農民創業（Paulsonetal，2004；肖華芳等，2011；張應良等，2015）。黃宇虹和樊綱治（2020）指出，在金融環境弱的農村地區，土地確權未能促進非農創業；在金融環境好的村，土地確權對非農受雇與非農創業的作用正好相反。進一步地，學者們總結了農民信貸約束的可能原因，大致可以分為三類：一是金融供給不足。銀行等金融機構長期對農民實行信貸配給信貸量、金融產品的多樣性均不能滿足農民需求。二是信息不對稱。信息不對稱的直接原因是農民不了解貸款產品和流程表現出對正規信貸需求的抑制（Petrick，2004）。三是農民有限的財富。一般金融機構認為，農民作為第一產業的主導者，相較于工業而言，其財富有限，金融機構處于風險考慮，只能接受小額貸款（郝朝艷等，2012）。
第三章經濟高質量發展組態與區域創業水平作用機理...................18
3.1研究問題的界定....................................18
3.1.1經濟高質量發展組態的界定.....................18
3.1.2區域創業水平的界定.........................20
第四章研究設計......................................27
4.1研究問題的測量...........................27
4.2研究方法的選取........................28
4.3數據來源............................30
第五章經濟高質量發展組態效應影響區域創業水平實證分析...........................32
5.1經濟高質量發展組態效應影響區域創業水平路徑分析..........................32
5.1.1校準.........................32
5.1.2必要條件分析.................32
第五章經濟高質量發展組態效應影響區域創業水平實證分析
5.1經濟高質量發展組態效應影響區域創業水平路徑分析
5.1.1校準
參照已有學者的研究，將前文測量的前因變量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綠色生態高質量、社會人文高質量、企業發展高質量、經濟效率高質量、開放創新高質量和民生共享高質量水平和結果變量區域創業水平按上四分位數、中位數與下四分位數校準，得到了前因變量和結果變量的完全隸屬點、中間點和完全不隸屬點。如表5-1所示。
同時，對前因變量綠色生態高質量、社會人文高質量、企業發展高質量、經濟效率高質量、開放創新高質量、民生共享高質量和結果變量區域創業水平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如表5-1所示，可以發現結果變量區域創業水平的均值為0.4288，標準差為0.2474，最大值為0.6501，最小值為0.2474。前因變量中均值最大的是綠色生態高質量（0.6871），最小的是開放創新高質量（0.1044）；標準差最大的是開放創新高質量（0.0983），最小的是經濟效率高質量（0.0524），等等。 第六章結論與啟示
6.1研究結論
本研究基于經濟高質量發展視角，分析經濟高質量發展組態與區域創業水平的作用機理，結合QCA方法，從組態視角探究經濟高質量發展組態效應對區域創業水平的影響，得出結論如下：
（1）前因變量局限為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單個維度時并不構成區域高創業水平的必要條件，但是高企業發展高質量對激發區域高創業水平起著關鍵作用。促致區域高創業水平的3種組態路徑中都包含了高企業發展高質量，且促致的區域非高創業水平均缺乏企業發展高質量環境，說明如果沒有高企業發展高質量環境的支撐創業，即使有高綠色生態高質量、高民生共享高質量，對區域高創業水平也無濟于事，因此，區域高創業水平一定需要高企業發展高質量環境的支撐。
（2）促致區域高創業水平的組態路徑有3種組態路徑，共計4條，體現了促致區域高創業水平的多重實現方式。具體來看，促致區域高創業水平的組態路徑是協調共享型（S1，包含S1a、S1b）、兼顧公平型（S2）和均衡驅動型（S3），其中協調共享型的S1a和S1b存在替代關系，而總體上S1、S2、S3之間也存在替代關系。因此，地方政府在激勵創業和創業者在選擇創業時可以根據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土壤”的情況選擇合適的策略。
（3）促致區域非高創業水平的有7條，與區域高創業水平的存在非對稱關系。從促致的區域非高創業水平組態NS1—NS7可以發現，高企業發展高質量和高開放創新高質量缺失的情況下，很難促致區域高創業水平，側面說明了企業發展高質量環境（土壤）和開放創新高質量水平對創業的重要性。進一步地，結合區域高創業水平的組態路徑，高企業發展高質量環境對區域創業水平的作用更重要。
（4）協調共享型（S1）、兼顧公平型（S2）和均衡驅動型（S3）的典型案例分析發現，案例的特征基本能與組態路徑對應。通過前因變量和結果變量的相對排名發現，促致區域高創業水平組態的核心條件水平總是處于前列，并且與市域政府激勵創業的行為也與核心變量保持一致，進一步檢驗了核心條件對區域高創業水平影響的相關性和組合因果性。
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