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研究背景與研究意義 

我國上市公司的獨立審計起源于政府的強制要求。上市公司的年度財務報告必須進行強制審計。因此，曾經有研究總結認為我國上市公司沒有自愿性審計需求  [1]。而對于上市公司的中期財務報告（以下簡稱“中報”），除了證監監管部門規定的特殊情形之外，上市公司是不需要進行中報的強制審計的。但自 90年代開始，我國資本市場上卻存在一些本身不需要強制中報審計的上市公司自愿進行中報審計的情況。假設企業沒有自愿性審計動機，那我們就無法解釋上市公司的中報自愿審計行為。這需要從我國上市公司中報強制審計的制度背景開始說起。 自 1993 年以來，我國證監會開始有了上市公司必須編制中期財務報告的規定。2001 年由財政部頒發的《企業會計準則第 32 號——中期財務報告》對我國上市公司的中期財務報告的具體編制進行了規范化說明。中期財務報告披露的信息和年度財務報告相比，更具有時效性和相關性。從中報的時效性角度來看，中期財務報告使得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的頻率加快，比年報的及時性和靈活性更高，更有利于緩解資本市場交易雙方的信息不對稱問題，能夠更有效地促進資源配置。從中報的相關性角度來看，中期財務報告有助于投資者、債權人、監管者等利益相關者更全面地了解上市公司更加詳細、有用的財務信息，更加方便地做出良好的決策判斷。因此，中期財務報告比年度財務報告的預測功能和決策相關性更強[2]。另外，中期財務報告準則的制定，具有推動資本市場有效運轉的重要作用，有利于促進稀缺資源的有效配置（時杰，2003）[3]。如果說年報好比上市公司的“驗金石”，則半年報就好像是上市公司的“預報器”，而季報就像是上市公司的“探路器”（宋永春，2007）[4]。上市公司的半年報已經成為投資者等廣大利益相關者進行更好的決策和預測的工具，其重要性不容小覷。本文的研究對象“中期財務報告”特指上市公司的半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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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相關文獻綜述

信號假說開始于 20 世紀 70 年代國外學者對信息不對稱問題的研究。喬治?阿克洛夫在《檸檬市場：質量不確定性與市場機制》一文中，以舊車市場為例，說明信息不對稱問題存在于市場交易的買賣雙方之間[9]。信號假說理論最開始是由美國經濟學家邁克爾?斯賓塞（Michael Spence，1972）在研究勞動力市場時正式提出的[10]。隨后，審計領域也引進了信號假說理論，主要研究公司經營者與股東、債權人之間的信號傳遞問題。公司經營者是受托者，作為信號的發送者；股東和債權人是委托人，作為信號的接收對象；而審計則是一種作為保證信號有效傳遞的途徑，而且審計本身也是一種值得信任的信號。  公司選擇審計師也是一種信號。公司進行審計與否，或者選擇不同規模的會計師事務所進行審計，都是一種信號傳遞[11]（Cameran，2000）。現有關于審計領域的信號假說應用研究主要集中在 IPO 市場（initial public offering，首次公開發行）或信貸融資市場中，研究選擇不同的審計師如何分別影響股權和債權的融資成本[12]（張娟等，2010）。 國外對信號假說的研究開展較早。在 IPO 市場的研究中，較有代表性的是Titman  et  al（1986）和 Dater（1991）的研究，他們構建了不同的信號模型，研究處于信息優勢的企業家向處于信息劣勢的投資者準備發行新股時，不同審計師質量的選擇的信號傳遞作用。但 Titman  et  al 認為高風險的企業會選擇低質量的審計師，低風險的企業會選擇高質量的審計師作為信號傳遞的工具[13]；而 Dater的結論卻恰好相反，他認為風險更高的企業會選擇高質量的審計師作為信號解決逆向選擇問題[14]。Beatty et al（1989）實證檢驗了選擇較高聲譽的審計師的 IPO公司，其市場初始回報低于雇用較低聲譽的審計師的上市公司[15]。Fifth（1998）發現盡管選擇高質量審計師的 IPO 公司可能得到更高的股價，但是統計上不顯著[16]。Willenborg（1999）發現選擇高質量審計師的 IPO 公司其 IPO 折價更少[17]。Lee et al（2003）也用價值模型證明了審計師的信號功能[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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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報自愿審計動機的制度背景和理論基礎 

 

除了證監部門規定的強制審計情形外，上市公司為何愿意花費一定的成本自愿進行中報審計？本章首先分析中報審計的制度背景，然后從信號假說理論、審計需求理論、審計需求的信號傳遞理論出發，最后對上市公司的中報自愿審計的動機進行一個理論上的總結。

 

2.1 中報自愿審計的制度背景 

1997 年以前，我國中期財務報告基本是不需要進行強制審計。因為，中國證監會在 1994 年和 1996 年的中期報告內容與格式信息披露準則中都指明“除特殊情況以外，上市公司提供的中期財務報告不需要經過會計師事務所審計”。可是，上述準則并未提到“特別情況”具體是什么“情況”。因此，我們可以認為，在1997 年以前，我國基本沒有強制規定上市公司的中期財務報告需要經過會計師事務所進行審計。自 1998 年開始，我國對中期財務報告是否需要經過強制審計有了具體規定。1998 年，證監會頒布的《公開發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的內容與格式準則第三號〈中期報告的內容與格式〉》[54]明確規定了對上市公司是否需要進行中報審計的情形：“上市公司的中期財務報告除了以下情形之外不需要經過審計：（1）公司股票交易按照《股票上市規則》的要求實施特別處理的；（2）準備在下半年申報配股事項的上市公司；（3）在中期制定了分紅預案或公積金轉增股本預案，同時這些預案將于下半年實施的；（4）其他按照規定應該經過審計的情形。”所以我們基本能夠認定，自 1998 年以來，除那些實施特別處理的公司、準備在下半年申報配股的公司以及在中期分紅或者轉增股本的公司以外，證監會沒有強制規定其他公司對中期財務報告進行審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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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中報自愿審計的理論基礎 

從我國對中期財務報告強制審計的規定中可看出，除了需要強制審計的特殊情況，上市公司為何會花費一定的成本選擇購買自愿審計呢？上市公司是否是通過自愿審計這一行為向一些特定主體傳遞信號呢？如果是，自愿審計這一行為是向特定主體傳遞什么方面的信號呢？為了能深入挖掘上市公司自愿審計行為背后的動機，我們首先需要分析信號假說、審計需求理論、審計需求的信號傳遞理論，再依據這些理論對中報自愿審計的動機進行總結。 信號假說理論是解釋上市公司選擇自愿審計的動機的基礎。信號假說的觀點是，不同的活動、行為都可以構成信號。不同的信號可以由活動或者決策傳遞，以證明代理人具備某種值得信任的信息或者屬性。信號假說是從信息經濟學中的信息不對稱理論發展而來的。在參與事件的人群中，有些參與者處于信息優勢，有些參與者則處于信息劣勢，信息不對稱的問題由此產生。所以信息不對稱主要是不同的參與者了解或者熟悉某些事件的情況的程度不同[55]（張維迎，1996）。信息的不對稱導致了委托代理問題的產生。我們把處于信息優勢的一方稱之為“代理人”，相應的處于信息劣勢的一方就稱之為“委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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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 股公司中報自愿審計動機的信號傳遞機制分析 .......... 19 

3.1 中期業績信號傳遞與中報自愿審計 ....... 20 

3.2 新發行證券再融資信號傳遞與中報自愿審計動機 .... 21 

3.3 銀行信貸融資信號傳遞與中報自愿審計動機 ..... 23 

3.4 股權激勵信號傳遞與中報自愿審計動機 ...... 24 

4.  A 股公司中報自愿審計動機的實證檢驗 ..... 26 

4.1 研究設計 ......... 26

4.1.1 研究樣本及數據來源 ........ 26 

4.1.2 研究模型及研究變量 ........ 28 

4.2 實證分析 ......... 31 

4.3 穩健型檢驗 ..... 36 

4.4 實證結論 ......... 37 

4.5 政策建議 ......... 39 

5.  研究結論與展望 .......... 41 

5.1 研究結論 ......... 41 

5.2 研究局限 ......... 42 

5.3 研究展望 ......... 43 

 

4.  A 股公司中報自愿審計動機的實證檢驗 

 

4.1 研究設計 

考慮到滬深兩市交易所在2006 年和2012年都對中期財務報告審計制度進行了修訂，為了控制制度背景的變化對樣本選擇的影響，我們以 2007-2012 年進行中期財務報告自愿審計的滬深兩市 A 股主板公司為自愿審計樣本。 基本的樣本選擇思路是：先找到 2007-2012 年所有進行過中期財務報告審計的公司，再從這些公司中減去中期財務報告強制審計的公司。選取強制審計公司是以符合論文第二章制度背景中證監部門規定的上市企業中期財務報告強制審計的條件為標準，選擇出符合監管部門的中期財務報告強制審計要求而被強制進行審計的樣本為強制審計公司。其次，我們在所選擇出的中期財務報告自愿審計樣本中減去國泰安（CSMAR）數據庫中數據缺失的樣本（考慮研究樣本一致性的條件），剔除了 ST、PT 和金融類上市公司（這些公司與其他公司在治理結構、金融模式及盈余模式等方面差別很大，不滿足樣本的代表性原則）。 最后，得到中期財務報告自愿審計過的公司共 662 家，其中 2007 年 145 家，2008 年 106 家，2009 年 85 家，2010 年 112 家，2011 年 122 家，2012 年 92 家。圖 4-1 展示了 2007-2012 年自愿審計公司的數量變化，可見我國自愿審計公司的數量在 2007-2009 年是連續下降，在 2010-2012 年又有所上升。特別是 2009 年進行自愿審計的上市公司數量為這個階段的最低點，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極可能與 2008 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金融危機導致了公司業績的下滑，讓投資者對公司未來的前景失去了信心。所以，投資者對外部審計需求會受到經濟環境的影響。總體來說 2007-2012 年每年進行自愿審計公司的數量保持在 110 家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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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本文以中報自愿審計作為切入點，基于信號假說的角度來研究中報自愿審計的動機問題。從已有文獻來看，國內對于上市公司中報自愿審計動機的研究較多是基于公司治理層面和委托代理角度進行分析，基于信號假說研究自愿審計動機的文獻較少。本文在已有自愿審計動機的研究基礎上，結合信號假說、審計需求理論和審計需求的信號傳遞理論，較為全面地總結了我國上市公司中報自愿審計的動機，進一步分析我國 A 股公司中報自愿審計的信號傳遞動機，并從中期業績信號傳遞、新發行證券融資信號傳遞、銀行信貸融資信號傳遞、股權激勵信號傳遞四個方面檢驗上市公司中期財務報告自愿審計的動機。 在相關理論研究的基礎上，本文結合 2007-2012 年 6 年進行自愿中報審計的滬深 A 股公司，加之以一定的配對方法，分別利用單變量分析以及 LOGISTIC多變量模型，通過實證的方法研究了我國上市公司中報審計的信號傳遞動機問題。本文所得結論如下：（1）當中期凈資產收益率越高，上市公司越有動機進行中報審計；（2）當上市公司具有新發行證券再融資動機或者股權激勵動機時，上市公司進行中報審計的動機越強；（3）上市公司的中報審計動機與其銀行信貸融資動機之間沒有較為顯著的相關關系。 本文的實證結論基本符合自愿審計動機的信號假說：（1）在我國資本市場，普遍存在的盈余管理行為降低了財務報告的可靠性。與年度財務報告相比，中期財務報告的可靠性更差，而投資者也對懷疑存在盈余管理的公司予以更低的估價，而業績好的公司更有可能被懷疑有盈余管理行為。因此，為了提高股票的市場價值，報告高凈資產收益率的上市公司有更強的動機自愿購買中期財務報告審計以向投資者傳遞財務報告可信的信號。（2）如果上市公司打算于下半年在資本市場上進行資金籌集，會更有動機自愿地進行信息披露，這不僅能夠提高投資者對公司的信心，更愿意購買公司發行的證券，還能增加公司價值，提高公司在競爭性資本市場上融資的能力。雖然我國監管部門已經放寬了對申請再融資公司的中期財務報告審計的要求，然而上市公司為了向證監機構發送更可靠的財務報告，順利得到新發行證券再融資的許可，處于信息優勢的上市公司選擇進行中報自愿審計的概率也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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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