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投資分析論文，本文在案例分析中，以華為公司海外投資區位選擇為研究對象，分析了華為公司對亞太地區、歐洲市場和北美市場投資區位選擇動機，并以歐洲市場為例分析其區位選擇因素分析，得出相應結論。
1緒論
1.1研究背景與意義
1.1.1選題背景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大力加強經濟建設，黨的十五屆五中全會上提出了“走出去”的國家戰略，鼓勵我國民營企業加大對外投資和出口貿易，因此我國對外投資額不斷增長。尤其是2013年“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更加推進了我國與東道國的經濟合作，為企業開展對外投資提供了便利化的條件。2003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存量只有330億美元左右，到2021年，即便是在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之下，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也達到了2.78萬億美元，相比2003年對外投資額增長了84.2倍，由此可見我國已經成為了對外直接投資的大國。企業對外投資，有利于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也有利于引進外資彌補本土企業資金來源不足問題，促進我國經濟的增長和發展，形成經濟高質量發展和良好的循環。對外投資的作用十分重要，有利于克服高關稅、反傾銷等壁壘，也有利于優化調整我國的經濟和產業結構，有效避免匯率波動和政策風險從而保護出口貿易，已經成為了我國“走出去”的重要方式之一。2021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1788.2億美元，其中制造業OFDI流量是268.7億美元，占比15%，而制造業OFDI存量是2632.6億美元，顯然已經位居前列，因此制造業對外投資是我國對外投資的重要組成部分。
我國制造業對外投資主要是輕紡產業，資源加工工業和機械、電子制造業對外進行投資，雖然看似強大，但是從全球的價值鏈角度而言目前還是處于下游的階段，存在著較多的問題，基礎設施發展緩慢和產業繁殖能力相對比較薄弱。此外，在面對當今復雜的國際經濟形勢，人民幣不斷升值雖然能夠改善我國的貿易產業，但是與之對應也會削弱我國制造業產品在海外低價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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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國內外研究現狀
1.2.1國內研究現狀
國內外研究學者通過實證或者理論探究認為，我國制造業OFDI主要與東道國的自然資源和技術等因素相關。國內學者的研究文獻較為豐富，一般從總體和某個特定的影響因素對我國制造業OFDI區位選擇進行研究分析，在總體區位選擇影響因素方面，一般是選取對不同的國家的區位選擇影響因素作為指標進行計量分析，大量的研究文獻表明東道國的影響因素主要有地理距離、人力資本、市場規模、雙邊貿易額、雙邊貿易協定還有科技水平等相關影響因素。具體文獻總結如下：
在總體因素影響方面，李瓊(2006)通過對比發達國家美國、日本、韓國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所采取的模式經驗表明，制造業是否強大取決于對外投資的深度和廣度，在國際市場上建立完善的銷售網絡能夠更好取得主動權。吸引我國制造業對外投資的主要因素是東道國的高技能勞動力、自然資源、東道國的市場規模等[1]。在距離影響上，李雪欣(2002)在分析中國產業對外投資動因中有提出地理距離是影響母國對東道國投資的一個重要的因素，遵循“就近原則”母國更加青睞投資地理距離較近的東道國，原因是為了降低前期投資以及后期的經營風險，但是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進一步發展，世界經濟聯系更加頻繁，國與國之間的交通更加便利，因此地理距離已經不是一個核心的影響因素[2]。何本芳、張祥(2009)認為母國與東道國首都之間的距離對OFDI有顯著的負效應的影響[3]。在人力成本方面，徐雪、謝玉鵬(2008)通過計量模型分析認為東道國的工資水平與當期對外直接投資呈現出負相關，這表明我國制造業對外投資更加偏向勞動力資本較低的市場進行投資[4]。在市場規模方面，王鵬飛(2014)也運用實證回歸模型表明東道國的市場規模對我國制造業OFDI有著顯著的正向影響，與之相同，劉子源(2016)也同樣構建模型進行回歸分析證明該結論[5]。關于雙邊貿易額的影響因素，徐雪、謝玉鵬(2008)通過貿易數據建立模型分析貿易額對制造業OFDI有正向的影響，葉靜文(2021)通過構建引力模型也驗證了這一觀點[6]。在關于我國與東道國的雙邊貿易協定方面，周凌瑞(2021)通過選取2011-2019年“一帶一路”沿線的44個國家的數據運用引力模型進行實證檢驗后，表明“一帶一路”協議的簽署能夠明顯的增加中國對沿線國家的投資量[7]。同理，王培志等(2018)研究發現雙邊貿易協議的簽訂，對我國OFDI有著正向顯著的影響。東道國科技水平方面[8]，葉靜文(2021)運用東道國申請專利的總量該指標來表示東道國的科技水平，實證研究表明，一國科技水平越高越能吸引母國的投資，對本國的經濟發展有著正促進效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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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本概念與理論基礎
2.1基本概念界定
2.1.1制造業
制造業是在機械化時代利用某種資源例如能源、設備、原材料和工具等按照終端客戶或者市場的要求，通過制造生產加工過程轉化為可供利用的資源、工具、生活消費用品的行業。制造業與我們生活息息相關，不論是重機械工業產品，還是貫穿在我們衣食住行的生活消費品，都可以定義為制造品。不僅僅指的是最終產業制造而成的成品，也包括制造生產過程中各個環節的中間品。隨著智能機械化時代發展，不少學者延伸推斷出了“新制造業”的概念[24]，趙宏偉（2022）在經濟觀察報中闡述了“新制造業”概念，從產業的供應鏈角度而言，新制造業是由供應鏈下流需求決定的，硬件是根據軟件的需求而發展的，當前是軟件決定硬件的時代，趙宏偉認為制造業需要重新定義，軟件才是第一制造業，硬件是第二制造業。而依據中國國家統計局最新修訂的《國民經濟行業務分類》標準，制造業是第二產業去除部分行業剩下的部分，國家統計局把所有行業劃分為20大類，其中制造業用字母C來表示，制造業之下的二級分類包括農副食品加工業、食品制造業、紡織業等共31類[25]。具體分類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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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理論基礎
2.2.1區位理論
區位理論是一門研究人類社會事物空間位置及其社會結構變化的理論。具體而言，區位理論最先是用于研究人類經濟活動的空間區位選擇及其最優化的經濟活動組合的理論[27]，后廣泛運用于社會各類事物空間位置變動和選擇的理論。合理的區位不僅能使企業充分發揮自身優勢實現最優資源配置，還能促進國際資本有效流動，合理協調國際投資關系。國際主流的區位理論主要包括工業區位理論、市場區位理論和農業區位理論等。
工業區位理論的奠基人是馬克斯·韋伯（A.Weber,1909）和杜能（J.H.vonThunen,1826）。其理論的核心主要是對勞動力、運輸及其集聚效應三大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分析，找到工業企業最合理的區位選擇是其最低生產成本點。該理論分析了最小成本工業區位受到了三大因素的影響和制約，特別是在增加集聚效應這一區位研究因素進行分析時，如果工業聚集效應比較大，那么企業為了獲得最低成本可能會更加偏向選擇工業聚集點，而運輸費用和勞動力成本這兩大因素的作用會被弱化。同時，韋伯在對工業區位理論分析中進一步提出，聚集趨勢的加強也會導致成本的上升，兩者相互作用相互排斥，即集群效應的發展會明顯提高企業聚集地的勞動力成本或者租金等成本因素，成本因素的提高會抑制集群進一步發展。為了平衡企業在集聚效應中獲得的利益和付出的成本，韋伯就兩種因素平衡程度系數定義為“集聚經濟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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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國制造業對外投資區位選擇理論分析...........................12
3.1我國制造業對外投資基本概括.................................13
3.1.1制造業對外投資區位選擇特征...................................14
3.1.2對五個經濟體區位投資特征.....................................15
4我國制造業對外投資區位實證選擇分析.............................22
4.1樣本確定、變量選取與模型構建............................22
4.1.1變量選取和數據來源..................................22
4.1.2樣本確定...........................................25
5中國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案例分析.........................31
5.1華為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概況........................31
5.1.1市場驅動型投資區位概況............................32
5.1.2技術驅動型投資區位概況...................................33
5中國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案例分析
5.1華為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概況
華為創立于1987年，是全球領先的通訊基礎措施和智能終端提供商，截止至2022年，公司員工大約20.7萬遍布170多個國家與地區，是一家致力于服務全世界通訊網絡的大型綜合性企業。2022年華為全年實現收入為6423億元，同比增長0.9%，當年獲得專利數為5805余件，國內民營企業排名第一，遙遙領先其它企業，其中發明專利占比達90%以上，專利主要分布在半導體、手機業務、基站、云計算和汽車行業等多個領域。即便是在通訊技術領先的歐美市場，華為的占有率也達到了一半以上。由此可見，作為全球最先進通訊技術的企業，華為重視自身產業鏈的研發投資，在通信領域乃至整個制造業，確保各個上下游產業鏈環節自主可控，相互銜接。與此同時，華為海外投資版圖也在不斷擴散，2022年歐洲中東非洲市場營收同比增長13.5%，美洲市場同比增長9.1%，由此可見華為的領先與成功不僅依靠技術上不斷創新和突破，也得益于海外市場的合理經營布局。
1996年華為開始實施國際化戰略，由于當時國內市場競爭激烈，企業生產壓力大，因此企業開始著眼將目光放至海外市場投資。縱觀這二十多年的變化，華為海外投資區別于選擇單一區位投資的企業，海外投資覆蓋面廣，基本遍布各州區。從俄羅斯到歐洲各個國家，從印度到東盟各國，從拉美地區到世界經濟最發達的美國這些都對外展示了華為多區位、廣覆蓋的投資決策。根據華為每年年報數據顯示，最主要的投資市場分別是歐洲市場、美洲市場和亞太市場等區域。華為的投資投資理念認為，最符合國際投資標準的區位是即便是經濟發展相對落后的地區，但是發展潛力大所處的地理位置具有優勢，那么該地區也值得投資和開拓。西方國家的科技型企業發展迅速，技術相對飽和具有一定壁壘，不易于快速開拓市場。因此華為采取的是先從俄羅斯以及亞太國家入手的迂回側翼投資戰略，最終投資布局至歐美各國，具體的投資路徑圖如下

投資分析論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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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對策與建議
6.1政府層面
6.1.1鼓勵企業多元化全方位布局
從企業海外投資風險穩定性而言，我國制造業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應該采取多元化、深層次、全方位的戰略模式，政府應該鼓勵制造業整個行業穩定提高對亞太地區、非洲地區和南美洲地區的投資占比，建立投資區域組合有效降低投資不可控因素的干擾，根據企業自身發展具體情況制定先從發展中國家再到發達國家循環漸進的合理投資路徑。一方面發展中國家或地區勞動力密集成本低，與我國的投資環境類似，有利于降低制造業企業初期投資階段風險。另一方面，這些區域大部分經濟發展落后，需要大量外資進入拉動需求促進經濟發展，特別是東盟國家為了外資企業進入本國市場多次降低市場準入門檻，為制造業企業創造條件。因此我國政府應該充分利用此契機，鼓勵制造業企業多走出國門，分散投資降低風險，建立有效投資聯合機制，實現經濟體之間共贏。
6.1.2引導企業OFDI合理流向
制造業企業在對發展中國家地區進行多元化投資布局之后，政府需要合理引導加大對歐美等發達地區的OFDI流入。西方歐美國家都擁有先進科技水平和完善的基礎建設措施，市場涌入多家世界前沿科技型企業，是集經濟金融、科技、醫療等領域匯聚一起的區域。若企業能夠完善對這一類國家的投資布局，不僅能夠獲得大量的資金與技術的支持，還能夠增強企業整體的競爭力與經濟效益。政府應當充分發揮好其外交作用，可以多舉辦企業交流會，多推進中外合作項目進展，正確引導企業OFDI往更高效區域流動，搭建中外企業深入合作橋梁。同時，信息差是跨國企業進行海外投資高成本原因之一，特別是對發達國家或地區投資，由于信息的缺少，導致我國制造業企業在對外投資進行區位選擇時需要花費更多的精力和資金對對東道國區位進行充分調研。因此政府應該規范好市場信息制度，避免出現信息不對稱、信息泄露、錯誤信息等使得企業海外投資區位選擇進行誤判，造成企業嚴重損失。
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