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公司治理論文，本文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探討戰略差異度與企業違規行為之間的聯系，以及這種關系的內在作用機制和可能的異質性影響因素。這對于企業戰略的合理制定、內外部治理結構的優化以及預防和減少企業違規行為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義
一、研究背景
近年來，隨著經濟全球化發展，我國乃至全球的經濟發展都迎來了更多未知的機遇和挑戰，企業違規行為隨著上市公司不斷發展而層出不窮。企業違規行為對我國資本市場的運行秩序產生了嚴重的影響，嚴重挑戰信息披露制度的嚴肅性，破壞市場信心，使廣大投資者的合法權益遭到損害。上市公司是我國實體經濟的“國之重器”，頻發的上市公司違規丑聞成為有害資本市場健康發展的瘧疾之一，嚴重擾亂了我國證券市場的運行秩序，甚至足以撼動整個資本市場的根基。2023年2月全面注冊制改革正式實施，這是資本市場發展的重大里程碑。推行注冊制，并不意味著放松監管，反而要加大違法違規行為懲戒力度，強監管和注冊制共同構成了一枚硬幣的正反兩面。 證監會落實嚴監管、強監管，對上市公司發生的各類違法違規行為進行了嚴厲打擊，2023年滬深A股合計有近千家上市公司披露了由監管機構出具的相關處分文件，違規類型主要包括信息披露違規、內幕交易類違規和企業資本運作相關違規等。
證監會的嚴厲處理，表明其全面強化財務造假案件查處力度的決心以及肅清市場環境的信心。早在2001年政府相關部門就制定了《關于經濟犯罪案件追訴標準的規定》，對各類企業違規行為進行了強有力的打擊；2020年新《證券法》的實施提升證券市場違法行為處罰力度，新增投資者保護專章，強化信息披露要求等，體現了國家堅決打擊各種造假和欺詐行為的決心，加大打擊資本市場違法違規行為已經成了金融監管共識；2024年2月2月，最高檢發布《檢察機關高質效履職辦案典型案例》，其中提到獐子島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違規披露重要信息案，指出財務造假具有一定隱蔽性，要深挖犯罪線索，全面懲處涉上市公司違法犯罪，以法治之力推動金融高質量發展。盡管法律法規在打擊企業違規行為方面不斷完善，從早些年的“綠大地”欺詐發行，到近年來“瑞幸”財務造假，上市公司愿意鋌而走險以處罰小成本搏取違規大利益，各種違規事件層出不窮。因此在全面注冊制改革的背景下，從嚴從重打擊企業違規是目前我國資本市場的重大目標，探究財務違規影響因素，對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維護金融市場有序發展至關重要，也是會計領域、公司治理領域的重要課題之一。

公司治理論文怎么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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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內容和研究方法
一、研究內容
本文以我國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探究戰略差異度對企業違規行為的影響。研究內容如下所示：
第一章是緒論。該部分首先介紹戰略差異度與企業違規行為的研究背景及研究意義；其次，介紹本文研究內容與方法，最后總結歸納本文的或有創新。
第二章是文獻綜述。該部分內容分為戰略差異度相關研究與企業違規相關研究，相關研究具體包括：戰略差異度的衡量方法、相關研究以及與企業違規的文獻梳理；從微觀、宏觀層面分析企業違規行為的影響因素，并討論其經濟后果。最后對上述文獻進行梳理并述評。
第三章是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本章闡述本文研究所基于的理論，并結合企業違規研究現狀，論述了這些理論在企業中的運用。在上述研究理論基礎之上，緊接著闡明提出本文的主假設即假設1，接著闡明戰略差異度對企業違規行為的影響機制并提出假設。
第四章是研究設計。首先介紹樣本數據的來源、數據期間以及樣本選擇，然后對模型涉及的戰略差異度、企業違規行為等變量進行詳細解釋并說明選擇依據，最后構建模型并對假設進行驗證。
第五章是實證分析。在本部分，首先，通過描述性統計對本文選取的樣本數據進行了細致的刻畫，并以相關性分析描繪所有變量間的相關關系；其次，便是通過數據回歸分析以檢驗本文的主要研究假設，戰略差異度與企業違規行為之間的相關關系；再次，進行了本文的中介效應檢驗，分別驗證了風險承擔水平和盈余管理在本文研究中發揮的中介作用；然后，則是穩健性檢驗和內生性檢驗部分，采用了替換變量、縮小樣本區間、解釋變量滯后一期、高階聯合固定效應、工具變量法、傾向得分匹配法等檢驗方法；最后進行了本文的進一步研究，考察了管理層激勵在戰略差異度與企業違規行為關系中的調節作用，以及宏觀視角和微觀視角考察戰略差異度對企業違規行為的異質性影響。
第六章是研究結論、建議與展望。該部分首先對本文戰略差異度對企業違規行為的相關分析進行總結歸納，形成研究結論；并針對結論從政府層面與企業層面提出降低企業違規傾向、完善我國公司治理體系的相關政策建議；最后總結本文研究中存在的可優化之處，以期為未來相關研究提供指引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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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綜述
第一節  戰略差異度相關研究
一、企業戰略分類方法及戰略差異度概念
“戰略”這一概念源自軍事領域，后被多個經濟、文化、商業、科學等多個領域借鑒，各領域之間相互交織彼此聯系。企業戰略相對于軍事戰略而言，并非以打敗對方為目的，而更注重自身價值創造和資源整合。戰略本質是對機會的取與舍，屬于管理學范疇。戰略理論發展至今有三大類型，十大學派，三大類型分別是說明類戰略流派，描述類戰略流派和結構類戰略流派，每個戰略理論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交叉應用，或者在不同時期發揮各自效用。其中，說明類型戰略流派應用最廣，也最能在市場上站得住腳，是深入到企業業務層次并且產生直接商業設計價值，指導著企業管理發展方方面面的力量學派。在十九世紀初，國外已熟知企業戰略管理，很多企業管理者認為這是一種可以有效增強企業競爭力的戰略計劃方式。企業戰略具有長遠性的特點，是企業管理者在兼顧自身資源、行業趨勢和宏觀經濟狀況的下，為實現長期發展的目標，有計劃地在不同維度上優化資源配置的動態行動計劃。
各個不同行業在發展成熟過程中會形成符合自身規律的戰略模式（Meyer和Rowan，1977），這種一致的認識往往由行業內的一個典型的組織機構綜合提出，通常會經歷以下幾個過程，一開始是大范圍信息在行業內進行交換，其次，形成專門組織機構，再次，對信息進行加工處理并整合，最后，將信息在行業內進行推廣傳播，最后行業內達成一致。同行業不同企業可分為兩種類型，一類是戰略相似度高的企業，另一種是戰略差異度高的企業（Deephouse，1999）。企業為贏得更多的發展空間，爭取超額利潤，借助自身優勢選擇偏離行業常規的戰略，隨之產生戰略差異度。高收益與高風險通常并存，這類企業需要強大的資源作為支撐，企業需要的原材料等資源以及面向的客戶群體也可能有所不同，可能會產生極端的業績水平，合法性目標的實現也存在困難。而低戰略差異度的企業彼此學習、效仿，雖然面臨的風險較低，但由于選擇與行業接近的戰略模式，面臨的競爭更加激烈，需要面對搶奪原材料和客戶資源的情況。綜上可知，企業應在戰略模式的選擇上謹慎對待，在確保合理性和合法性目標的前提上充分發揮戰略定位的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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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企業違規行為相關研究
一、企業違規行為概念界定
企業違規是指上市公司在經營過程中為獲取不正當利益發生的偏離正確程序的越軌行為，這里的正確程序是指法律法規、各種監管文件或者交易規則等對企業的相關要求。企業違規主要類型包括信息披露違規、內幕交易類違規和企業資本運作相關違規等。信息披露是眾多違規行為中最常見的類型，具體來看，信息披露違規可分為誤導性陳述、信息虛假記載、重大遺漏、未按規定披露四種。《證券法》本質上是一部信息披露法，資本市場作為一個包羅萬象的信息市場，它的存在無法離開信息披露，而投資者在資本環境中處于信息弱勢的地位，為改善這一問題，上市公司要提高信息透明度，證監會要對上市公司增強其信息披露質量提出更高的要求。內幕交易與信息披露密切相關，二者數量上也不相上下，都是資本市場一直難以擺脫的頑疾，實際控制人或者董監高等企業相關知情人利用非公開內幕信息優勢進行相關交易來借機獲取非法收益。還有一種可能是保密工作沒做到位，導致內幕信息泄露出去，引發他人內幕交易。企業資本運作也極易引發違規，市值管理是上市公司處于提升市值的需求開展的與市場機構的合作，倘若以市值管理之名來進行市場操縱，這就偏離正道，走向違法違規道路。
二、企業違規的影響因素研究
董事會和監事會的選舉得票率、召開頻率、獨立性等都對企業違規行為有一定的影響。周澤將等（2022）研究發現，高選舉得票率的董事具有更高的獨立性與履職效率，董事對企業經營決策中違規操作的監管作用更強，更能有效抑制企業違規行為，所以董事選舉得票率能緩解企業違規問題。Salleh和Othman（2016）認為，良好的公司治理是公司打擊公司欺詐的一大盾牌，從董事會屬性角度分析，董事會召開頻率越高，企業舞弊發生就越多，但董事會規模和董事會二元性對公司欺詐沒有顯著影響。易顏新等（2022）認為，不領薪的獨立監事遠離公司中的非正式組織，并且執行工作有一定的制度支持，所以獨立監事有更高的獨立性和更充分的動機來發揮監督作用緩解企業違規問題。梁上坤等（2020）借助斷裂帶理論提出,董事會斷裂帶使董事會內部信息流動性增加，內部關系也更加制衡，有助于在大量討論下產出高質量決策，提高董事會監督能力，降低企業違規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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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理論基礎與假設提出 ···················· 15
第一節  理論基礎 ······································ 15
一、企業的戰略管理理論 ·························· 15
二、信息不對稱理論 ·························· 16
第四章  研究設計 ····················· 22
第一節  樣本選取與數據來源 ···························· 22
第二節  變量定義與說明 ·························· 22
第五章  實證分析 ··················· 26
第一節  描述性統計與相關性分析 ···················· 26
一、描述性統計······························ 26
二、相關性分析······················· 27
第五章  實證分析
第一節  描述性統計與相關性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表5-1列示了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分別列示了主要變量的均值、中位數、極大值、極小值和標準差。從表中可以看出本文的被解釋變量企業違規（Vio_num）的平均值為0.153，標準差為0.352，即在 22647 個觀測值中，約15.3%的樣本存在違規行為并被稽查。關于解釋變量戰略差異度（DS）的結果中，DS的均值為0.606，標準差為0.290，最大值為1.808，說明我國較多數量的上市公司實施差異化戰略，為自身創造減少競爭的安全空間來獲取競爭優勢。DS的均值與葉康濤（2014），王化成等（2017）的研究相比相差比較大，可能是因為本文研究數據樣本量更大，而之前的研究樣本集中在2001年至2013年且樣本量較少。 說明近些年隨著競爭日益激烈，在創新驅動發展的時代背景下，創新對公司發展發揮關鍵性作用，因此在戰略設計中，越來越多企業傾向充分利用自身資源采取非常規戰略，獲取競爭優勢。盈余管理（DA）的均值為0.071，最小值為0.001，最大值為0.408，這表明我國企業存在盈余管理現象，且公司間的盈余管理程度差異較大。企業風險承擔水平（Risk）均值為0.029，標準差為0.032，最大值為和最小值分別為 1.363 和 0.021，不同企業所面臨的風險具有較大差異。控制變量中標準差小于1的有Lev、ListAge、INST、Top1、ATO、Board、Cashflow、ROA，表明各企業的Lev、ListAge、INST、Top1、ATO、Board、Cashflow、ROA區別不大，而控制變量中僅有Size的標準差大于1，說明不同企業之間的Size區別較大。

公司治理論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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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研究結論、建議與展望
第一節  主要研究結論
本文選取了2011-2021年滬深A股上市企業作為研究樣本，借助戰略管理、信息不對稱、委托代理以及有限理性決策等理論基礎，通過實證分析方法探討了企業戰略差異度對違規行為的影響及其作用機制。研究得出的主要結論如下：
在控制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企業的戰略差異度越大，其發生違規行為的可能性越高。戰略差異度較高的企業往往承擔更高的風險，這種風險承擔可能導致企業更傾向于采取違規行為。首先，隨著戰略差異度的增加，企業的代理成本上升，管理層更偏好于選擇那些風險較高的投資項目，這增加了公司經營的不確定性，并導致企業面臨更高的風險。在高風險承擔水平下，管理者在權衡違規行為的潛在收益與風險時，可能會因為更強烈的違規動機而采信息披露違規、內幕交易類違規和企業資本運作相關違規等行為，從而導致企業違規行為的增加。其次，戰略差異度較大的企業往往伴隨著更高程度的盈余管理，這也使得它們更傾向于違規。由于戰略差異較大的企業可能面臨較大的業績波動，管理層可能出于個人職業發展和薪酬增長的動機而進行盈余管理。這種行為破壞了會計信息的透明度和質量，使得外部投資者難以獲得準確的企業信息，增加了企業價值的波動性，從而增加了企業違規行為的發生概率。
在深入探討差異化戰略與企業違規行為之間的關系時，本文特別考察了管理層薪酬的調節作用。一方面，股權激勵在戰略差異度與企業違規行為之間起到了正向的調節作用。股權激勵并沒有如預期那樣激勵管理層朝著有利于企業長期發展的方向努力，反而增強了管理層對企業決策的控制，從而誘發了機會主義行為，增加了舞弊行為的可能性。因此，股權激勵可能實際上加劇了戰略差異度對企業違規行為的促進作用，提高了企業違規的風險。另一方面，薪酬激勵在戰略差異度與企業違規行為之間起到了負向的調節作用。相對于股權激勵，薪酬激勵更有效地約束了管理層的行為，減輕了戰略差異度可能帶來的企業違規傾向。
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