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國際貿易論文，本文梳理了2009—2021年中國與南亞的農產品進出口貿易現狀，運用MS、RCA、TC指數對雙方農產品的國際競爭力進行評價，并基于CMS模型在貿易總體、產品大類和國別層次上對中國與南亞的農產品進出口貿易波動額進行分解，在出口貿易研究中借鑒更新穎的分解方法，將具體競爭力效應進一步拆解為國別競爭力效應和商品競爭力效應。
第一章 緒論
1.1 農產品概念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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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確具體的研究對象，是研究順利開展的重要前提。由于在國際貿易中農產品的統計口徑存在差異，得到的數據會存在差異，因此在開展研究之前，首先明確本文中“農產品”的范圍。
對于農產品的范圍，國際上目前還沒有完全統一的標準。中國《農產品質量安全法》將農產品定義為“來源于種植業、林業、畜牧業和漁業等的初級產品，即在農業活動中獲得的植物、動物、微生物及其產品。”但是，對于初級產品的定義，此處并沒有具體的規定。經過剝皮、去殼、分揀等初加工的農產品是否屬于農產品，是存在疑問的。當前更多國內文獻認為經過初加工的農產品是屬于農產品范疇的。另外，對于農產品是否包括不可食用的產品，不同文獻的定義也存在差距，但是更多文獻傾向于認為農產品也包含不可食用部分，如棉花、蠶絲等紡織材料[1]。對于農產品分類，國際上曾經有過多種界定方式，建立在不同商品目錄的基礎上。
現今國際上較為常用的商品目錄有：
（1）《國際貿易標準分類》（SITC）。該分類基礎偏向于生產口徑，由聯合國統計委員會1950年發布，最近一次修改是在2006年。SITC將商品分為10大類、63章、223組、786個分組和1924個項目。SITC目錄現在仍然由眾多國家政府與機構使用，其涵蓋的時間范圍相對較長。
（2）《海事合作理事會稅則商品分類目錄》（CCCN）。該編碼由海關合作理事會 （后改為世界海關組織）1950年制定，1953年公布生效。該公約最初被稱為“布魯塞爾稅則目錄”，于1975年正式改名為《海事合作理事會稅則商品分類目錄》。1985—1991年中國海關進出口稅則采用了該商品分類目錄。
（3）《商品名稱及編碼協調制度》（HS）。《商品名稱及編碼協調制度》由海關合作理事會編撰，于1988年1月1日正式生效。HS編碼共分為21類、97章、1241個四位數品目和眾多六位數子目，將CCCN和SITC有效融合，目前已被200多個國家、地區或經濟聯盟采用，涵蓋全球98%以上的貿易量，是國際貿易的“標準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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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背景及研究目的、意義
1.2.1 研究背景
中國是農業和人口大國，農產品的進出口貿易與中國的外貿發展息息相關，在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中起了重要作用。隨著中國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及資源、成本、技術和環境的制約，中國的農業生產已經不能完全滿足國內消費者的需求，國際貿易成為中國居民農產品消費的重要補充。2022年，中國農產品進口2360.6億美元，同比增長7.4%；出口982.6億美元，同比增長16.5%；貿易逆差1378億美元，同比增長1.72%[3]。雖然中國在積極擴大農業生產，但由于人口基數大、人均耕地面積少，中國可能會長期占據世界第一大農產品逆差國的位置。面對中國農產品貿易市場集中度高、缺乏定價權的現狀，中國需要積極推進戰略性農業合作、改善貿易環境、拓展貿易渠道，推進市場的多元化。2021年11月國務院商務部發布的《“十四五”對外貿易高質量發展規劃》中提及對于貨物貿易要“加強細分市場研究，繼續深化與發達經濟體貿易合作，積極拓展與亞洲、拉美、非洲等新興市場貿易”，提出了“糧食、能源資源、關鍵技術和零部件進口更加多元”的目標。
南亞有大量農業資源，與中國有加強農業合作的需求和基礎。南亞8國有超過18億的人口、優越的地理位置、豐富的耕地資源與溫暖濕潤的自然環境，其中的印度、尼泊爾、巴基斯坦、不丹等與中國接壤。印度是農業大國，耕地面積位于世界第二位，居于亞洲榜首；同時，印度是世界第二大大米和小麥生產國，第四大粗糧生產國，也是全世界牛存欄總量最高、水牛肉產量最多的國家，牛肉產品具有很大出口潛力。巴基斯坦靠著豐富的水果資源享有“東方水果籃”的盛名，棉花出口一度成為其外匯的主要來源，畜牧業也是其重要的產業。農業是孟加拉國的支柱產業，孟加拉國約有70%左右的人口依靠農業為生。斯里蘭卡的茶葉、橡膠、漁業和椰子是斯里蘭卡國民經濟收入的重要來源。2006年中國先后與印度、阿富汗、巴基斯坦簽署了《中印農業合作諒解備忘錄》（3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和阿富汗伊斯蘭共和國睦鄰友好合作條約》（6月）、《中巴自由貿易協定》（11月）。2013年中國與巴基斯坦簽訂了《關于開展中巴經濟走廊遠景規劃合作的諒解備忘錄》與《邊境口岸及其管理制度的協定》。2017年5月，中國農業部聯合商務部、外交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共同發表《共同推進“一帶一路”建設農業合作的愿景與行動》，為深化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農業合作及推進農產品貿易發展提供了頂層設計和行動綱領，提出“深化中巴、孟中印緬等6大經濟走廊的農業貿易投資合作”，構筑“新型農業國際合作關系”。2017年12月，中國與馬爾代夫簽署了自由貿易協定。隨著一系列農業合作協議的簽訂和農產品貿易政策的調整，中國與南亞的雙邊農業合作領域不斷拓寬，農產品貿易迅速發展。2020年底，中國近30年來首次向印度進口10萬噸大米，這無疑是中國推進糧食進口多元化的舉措之一。中國從印度進口辣椒、茴香、糖等大量農產品。2022年，中國對印度的棉花出口在對全球各國的出口中居于第三，中國對印度進口大米、谷物和豆餅、豆粕的貿易額在對全球各國的進口中居于首位，進口糖的貿易額居于第三。根據UN comtrade的貿易數據，2009—2021年，中國與南亞8國的農產品貿易進出口總額從20.38億美元增加至70.16億美元，年均增長率達到10.85%，高于中國對外農產品進出口貿易總額的年均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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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理論基礎及國內外研究現狀
2.1 理論基礎
2.1.1 古典貿易理論
古典貿易理論包括絕對優勢理論和比較優勢理論，后兩者的創建者分別為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絕對優勢理論與比較優勢理論的前提是很接近的：（1）世界上只有兩個國家，兩種產品，一種投入要素；（2）投入的邊際產量是固定的，生產的規模報酬不變。（3）外貿中沒有運輸成本和其他交易費用，進出口貿易值相同且貿易平衡。（4）勞動是唯一生產要素，在一國內可以自由流動，但國際間不能自由流動。（5）市場是自由競爭的。但與絕對優勢理論相比，比較優勢理論還多了一條前提：兩國在不同產品上的生產技術不同，因此存在勞動生產率上的相對差異。
絕對優勢理論，也叫絕對成本理論。亞當·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簡稱《國富論》）中認為，如果一國某種商品的絕對生產成本低于他國，那該國生產這種商品的產業就是具有絕對優勢（Absolute Advantage）的產業，相反，就是不具備絕對優勢或者處于絕對劣勢的產業。各國按照絕對成本差異進行國際分工，專門生產本國具有絕對優勢的產品去進行國際貿易，會使各國的資源、勞動力和資本得到最有效的利用，能大大提高勞動生產率，增加各國的物質福利。絕對優勢有勞動生產率和生產成本兩種衡量方法，勞動生產率用單位要素投入的產出率衡量，生產成本則用生產一單位產品所需的要素投入數量來衡量。絕對優勢分為兩類：一類是先天自然優勢，如地理位置、氣候條件、土壤、礦藏的優勢，這類巨大的自然優勢導致其他國家只能向具有這種優勢的國家購買富含相應自然資源的商品；另一類是后天獲得性優勢，與經濟發展水平和國內分工程度的差異有關，如工人的勞動技巧和熟練程度。這反映出亞當·斯密提出的絕對優勢是動態化的。他認為國際分工是國際貿易產生的基礎，而國際貿易拓寬了貿易市場，大大促進了分工的深化，是實現國際分工利益的有效途徑。絕對優勢理論從生產領域闡述了國際貿易產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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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國內外研究現狀
2.2.1 中國與南亞國家農產品貿易的研究
現有文獻中關于中國與南亞農產品貿易形式的研究較為豐富。余妙志等（2016）[4]認為除印度外，南亞其他經濟體與中國農產品貿易的相互依存度在逐年攀升，尤其是進口結合度；中國的農產品貿易與南亞相比總體上處于比較劣勢，競爭性較強而互補性水平整體較低。鄭國富（2018）[11]同樣得出了中國與南亞農產品互補性較低的結論，并從貿易總量、國別分布、產品結構等角度梳理了中國與南亞農產品貿易的特征，認為中國與南亞農產品貿易市場集中度高、產品種類集中。高蕭消（2018）[5]、別詩杰（2019）[6]、李林蔚（2022）[7]研究了中國與南亞國家農產品產業內貿易現狀，得出的結論都是中國與南亞產業內貿易水平較低，以產業間貿易為主，且別詩杰（2019）[6]認為中國進口與南亞農產品出口貿易的互補性較強，而中國出口與南亞農產品進口的互補性較弱。關于產業內貿易水平影響因素的研究中，耿仲鐘等（2016）[8]認為人均收入水平差異對中國與南亞農產品產業內貿易水平有顯著的正向作用，而貿易不平衡對產業內貿易水平有顯著的負向作用。具體到不同農產品的貿易中時，學者們的研究結論稍有差異。付明輝（2016）[9]認為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南亞的大宗農產品、園藝產品和水產品具有比較優勢。何敏（2016）[10]根據2014年數據認為，南亞地區在肉類、魚類、蔬菜水果、糖類、咖啡等商品上具有比較優勢，且與中國是相互補的。謝逢潔（2021）[12]從產品分類的角度得到：中國應當大力發展與尼泊爾的第一和第四類農產品的貿易關系；中國在第二類農產品貿易中與印度、巴基斯坦、斯里蘭卡存在貿易競爭關系，在第三類農產品貿易中與斯里蘭卡存在貿易競爭關系。李林蔚（2022）[7]認為“一帶一路”倡議對中國與南亞地區農產品貿易的促進作用并不顯著，與南亞地區農產品貿易結構互補性體現在非食用原料類。
現有對中國與南亞農產品貿易影響因素的研究主要建立在貿易引力模型的基礎上，多數研究集中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而對南亞地區有所涉及。貿易影響因素方面，趙金鑫等（2019）[13]認為南亞國家加入SAFTA限制了中國對其農產品出口效率。王敏等（2021）[14]研究“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的農產品貿易便利化程度時，涉及巴基斯坦、孟加拉國、斯里蘭卡和印度四國，得到的結論是印度的貿易便利化程度雖然并不高，但是已經超過了其他三國。王七茍（2020）[15]在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農產品貿易效率進行研究后認為中國與印度的貿易潛力較大；中國與不丹的貿易效率指數較低，但貿易效率指數增長迅速；與馬爾代夫的貿易效率指數增長較快，與尼泊爾、斯里蘭卡的貿易效率指數增長較慢。李金鍇（2020）[16]運用隨機前沿引力模型研究中國對“一帶一路”國家的農產品出口貿易，認為相比于東南亞、東歐等地區，南亞的農產品貿易潛力巨大，中國應注重與南亞國家進一步拓寬農產品貿易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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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國與南亞農產品貿易現狀 ............................... 25
3.1 中國與南亞農產品貿易現狀 ............................ 25
3.1.1 農產品進出口貿易規模 ....................... 25
3.1.2 農產品貿易在全球農產品貿易中的占比 ................... 26 
第四章 基于CMS模型的中國與南亞農產品貿易影響因素研究 ...................... 33
4.1 CMS模型的基礎設定 ................................... 33
4.1.1 CMS模型的基本形式 .......................... 33
4.1.2 CMS模型的擴展形式 ...................... 34 
第五章 研究結論與相關建議 ....................... 64
5.1 研究結論 ............................. 64
5.2 相關建議 ................................ 65 
第四章 基于CMS模型的中國與南亞農產品貿易影響因素研究
4.1 CMS模型的基礎設定
CMS（Constant Market Share）模型即恒定市場份額模型，是分析出口增長成因與競爭力變化的常用方法之一。CMS模型由Tyszynski（1951）首次提出，后經Jepma(1981)和Milana(1988)等人進行了修正與完善，從一階分解擴展到二階分解。CMS模型雖然在問世初期在理論和實證方面不斷受到批評，但在學者們后續的研究中被頻繁地使用和完善。CMS模型受歡迎的主要原因是其適用性廣且操作簡便（Milana，1988），雖然它不能替代回歸分析，但是可以推得進出口貿易的市場分布、商品結構的合理性和競爭力的變動趨勢，找出影響貿易發展的原因，由此提出相應的建議。
4.1.1 CMS模型的基本形式
Tyszynski對CMS模型的最初設定如下：
假設有兩個國家，A國和B國。A國對B國進行某種商品 的出口貿易（此處只討論某一種商品）。在第0期，A國對B國出口商品 的貿易額為 (0)，在第 期，A國對B國出口商品 的貿易額為 ( )。假如從第0期到第 期，B國的市場整體的進口規模擴大了，增長率為 。但是A國對B國出口的商品 在B國市場所占的份額保持恒定，這種情況下，B國市場規模的擴大就會導致A國對其出口的增長，這是B國的進口需求規模的變化導致的進口需求效應。但是，實際情況下，從0期到 期，A國對B國的出口增長很可能并不等于與市場規模同比例的增長  (0)，而是會產生一個余項，即 ( )− (0)−  (0)。也就是，A國對B國的出口增長并不只是因為B國需求規模的擴大。

國際貿易論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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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結論與相關建議
5.1 研究結論
本文梳理了中國與南亞的農產品貿易現狀，并基于CMS模型對2009—2021年中國對南亞的農產品進出口貿易進行了分階段與逐年的分析，得出以下結論：
（1）考察期內，中國對南亞的農產品進出口貿易在波動中增長，年均進口增速高于出口增速，貿易逆差在波動中擴大；中國對南亞農產品的出口商品結構趨于集中，進口商品結構趨于分散。中國農產品的國際市場占有率整體高于南亞。產品分類比較后可見，中國與南亞相比國際競爭力相對較強的是第四類農產品，而第三和第五類農產品的國際競爭力相對較弱。
（2）中國對南亞的農產品進口增長主要取決于中國進口市場的需求變化。具體到2009—2013、2013—2016、2016—2018年和2018—2021年四個階段，一階分解下進口需求效應都是中國對南亞農產品進口增長的主導因素，在2013—2016年貢獻為負，在其他階段貢獻為正。二階分解下，2009—2013年整體需求效應居于主導地位，只有動態結構效應貢獻率為負，其他五種因素都帶動了進口增長；2013—2016年和2016—2018年兩階段的主導因素都是綜合競爭力效應，2018—2021年的主導因素為整體需求效應。2013—2016年整體需求效應、商品結構效應和綜合競爭力效應的貢獻率都為負，說明在中國市場需求萎縮的情況下，南亞農產品的產品結構與中國的需求并不匹配，信息交流不足，對出口商品結構的調整不夠及時；且南亞農產品的整體競爭力不足，雖然部分特定農產品的競爭力較強，但是中國對南亞的農產品進口在中國對全球農產品進口中占據的比重有所下滑。2016—2018年和2018—2021年兩個階段，只有商品競爭力效應的貢獻為負，其他五種因素貢獻為正，說明南亞部分特定農產品的競爭力有待提升。
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