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數字創業的驅動機制探討——基于QCA與NCA的組態因素分
本文是一篇創業管理論文,本研究運用基于模糊集的定性比較分析法,從決策邏輯、組織因素與環境因素三個方面探討高效果的公司數字創業的組態效應。運用239個創業團隊案例進行分析,組態效應的結論表明,不存在單一核心條件驅動高水平公司數字創業形成,但決策邏輯在高水平公司數字創業中扮演著關鍵角色。
1緒論
1.1研究背景和問題提出
1.1.1現實背景
在《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一書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創新是社會進步的靈魂,創業是推動經濟社會發展、改善民生的重要途徑”。當前,國內與國際經濟形勢都相當復雜,疫情的防控更是對社會經濟的發展施加了巨大的壓力。為有效應對社會經濟下行壓力,必須采取有效且必要的創業措施,激發全社會的創新創業活力,加速培養發展的新進程,驅動社會經濟的發展。
雖然創業的形式有很多種,但是相較于個體層面的個人創業,團隊層面的公司創業成功率更高。畢竟,創業是多種資源整合創造價值的過程,而創業的成功率也往往由資金、決策能力、執行能力、供給側與需求側關鍵資源等來決定。并且,公司創業比個人創業具有更強的合作能力和資源整合能力,而這也是推動創業進程、創造社會價值的關鍵驅動力。
然而,在數字化經濟時代,傳統的公司創業形式已經不能完全滿足經濟社會的需要。普遍而言,傳統的公司創業大都憑借發現市場缺口、滿足市場中未被滿足的需求,或是憑借相對于同行業競爭者的某些獨特優勢贏得市場份額。但是,隨著行業邊界性的模糊,市場中的各行各業都出現了大量的無法預測的潛在競爭對手。一大批企業開始接觸強大的數字能力并逐漸搶占市場。比如,相較于傳統的汽車制造行業巨頭大眾、福特、寶馬等,一些技術型企業,如蘋果、戴森和谷歌正在大力投資自動駕駛汽車;團購軟件出身的美團利用數字技術逐漸成為外賣、買菜、電影、打車、甚至是購物的一站式生活APP;摩托車制造商巨頭“宗申”借助數字技術成功孵化“忽米網”,如今已經成為工業互聯網平臺的排頭兵等等。這些企業在激烈的市場競爭環境中發揮數字化能力,敏銳覺察到商業機會并主動采取行動、整合商業資源,為顧客提供更加個性化、人性化的服務,并在創造社會價值的同時也證明了數字技術對公司創業的顛覆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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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目的與意義
1.2.1研究目的
本研究以在位企業為研究對象,從數字創業與公司創業整合的視角,區分出在數字化時代公司創業的特殊形態,梳理公司數字創業的影響因素,并探究其驅動機制,為企業有效開展公司創業提供管理借鑒,本研究的主要研究目的包括:
(1)基于公司創業與數字創業的整合,明確公司數字創業的基本內涵;
(2)從決策邏輯、組織因素、環境因素三個角度出發,探究公司數字創業的驅動機制;
(3)分析不同組態間對高水平公司數字創業的影響路徑,為數字時代公司創業領域的研究增加新的理論視角,同時為在數字化時代開展公司創業活動的企業提供理論指導和策略建議。
1.2.2研究意義
雖然企業的成長是一種不斷試錯的過程,但對于某一個具體的創業團隊而言,商業機會總是稍縱即逝,能否抓住某一次的機遇或許決定了一個企業的創業成敗與否。“工業4.0”已然來臨,研究在數字化時代的公司創業成為了重要議題[4]。創業活動的開展受到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比如創業團隊的決策邏輯影響甚至決定著企業對于資源的整合與利用方式;團隊成員的特性決定了團隊的思考方式。開展公司數字創業研究不僅能夠拓展公司創業研究的領域,而且能夠為正處于或即將開展創業活動的團隊提供理論思考。因而,其研究工作的進行對于理論與實踐兩個研究領域都會有深刻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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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相關文獻綜述
2.0相關基礎理論
對于復雜因果關系的分析,傳統的回歸分析只能針對因素之間或是因素與結果之間的相關性關系做探究,而因素之間的共同作用如何影響結果的機制卻并未得到充分解釋。然而,前置變量與結果之間往往不是相互獨立,因此對于結果的解釋應當采用整體的、組合的方式[2]。
配置理論(Configuration theory)的核心便是組態思想,探究因素間的共同作用所引起的結果的差異,特別是對不同的條件組合所產生的的相同結果和不同結果的探討。其中,組態是指達到目標狀態的特定要素的組合。在有關配置理論的相關研究中,Shortell(1977)指出不同的企業組成應該與不同的環境類型相匹配,以對企業的有效性做進一步的提高。在此基礎上,后續學者也常常探討配置理論與環境、領導者、企業結構等的不同搭配,旨在探究企業應該如何變得更加高效,以提高企業績效[14]。
配置理論主要包括多重并發因果關系、等效性和非對稱性這三個核心特征與假設。其中,多重并發因果關系指的是多條不同的路徑可能導致相同的結果,而具體到某一條路徑又可能是多種不同的因素相組合,且因素之間更是相互依賴、共同作用。等效性指的是產生同一結果的組態并不唯一。而非對稱性又包括條件非對稱性和因果非對稱性,條件非對稱性指的是,對于特定的條件在不同的組態中作用可能截然不同,比如在某一組態中起促進作用,而在另一組態中可能是抑制作用;因果非對稱性指的是導致結果出現與否的原因并不完全相同,對于特定的條件,存在與不存在都有可能起促進或者抑制作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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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公司創業的研究概述
2.1.1公司創業的起源與內涵
20世紀80年代,Miller(1983)[14]以及Pinchot(1985)[15]等人的研究結論開創性地將公司創業(Corporate Entrepreneurship;CE)帶入創業研究領域,并引發了一系列的研究熱潮。后來,因其對企業活力和經濟財富創造的重要性而引起了大量研究關注[16]。研究伊始,學者們傾向于使用不同的專業術語描述現有組織中的創業活動現象。例如:企業創業[17][18]、企業冒險[19]、內部創業[20]、風險投資[21]等等。根據Shane等[22]人的的說法,公司創業發生在已建立的組織內,具體指的是在該組織內創建新業務、新活動、創新或戰略更新。
進入21世紀以后,更多的研究者認為公司創業應該是一個可持續性的創業活動[2]。他們認為創業的邏輯起點便是尋求創業機會,而公司創業則是企業創業團隊借助于天然母體資源,尋求新的創業機會并將其轉化為商業利益的戰略過程[22][23]。換句話說,公司創業表現的不僅僅是在企業內部開展新業務或是創新活動,還意味著要在一個新的領域建立新的、可持續的優勢。這也意味著企業為尋求競爭優勢,不得不對現有組織結構、業務活動造成沖擊,甚至是創造性破壞[24]。因此,競爭激烈的市場環境迫使大部分成熟企業不得不開展公司創業活動,而公司創業包含的也不僅是機會尋求,還有優勢尋求,即發現創業機會的同時要尋求優勢行為,建立并維持競爭優勢[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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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核心概念界定與模型的構建 .................... 19
3.1 公司數字創業的內涵與維度 .............................. 19
3.1.1 公司數字創業的內涵 ......................... 19
3.1.2 公司數字創業的維度 ................................. 19
4 研究方法設計 ....................... 33
4.1 變量測量與問卷開發 ........................ 33
4.1.1 變量測量 ................................ 33
4.1.2 問卷開發 ........................... 34
5 研究結果分析 ....................... 39
5.1 變量校準 ...................................... 39
5.2 必要性研究分析 ........................... 39
5研究結果分析
5.1變量校準
研究首先進行變量校準,即為案例賦予集合隸屬。把變量校準為集合,需要依據由理論和實際的外部知識或標準設定3個臨界值:完全隸屬、交叉點以及完全不隸屬,轉變后的集合隸屬介于0-1之間[140]。參照Fiss(2011)的方法建議,本研究將5個前因變量和1個結果變量的3個錨點分別設定為樣本數據分布的75%、50%、25%值設置為變量的校準錨點[167]。另外,根據張明和杜運周(2019)的研究結論,概念或者事件的是與非的本質本就截然不同,而其背后的理論原理與前因變量也定會有所差異,采用同一樣本數據對結果存在與結果不存在進行分析討論,其研究科學性尚有不足[110]。因此,本研究僅對促進高水平的公司數字創業的組態進行分析,計算后的各個變量校準錨點如表5.1所示。
創業管理論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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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結論討論與展望
6.1研究結論與討論
研究運用基于模糊集的定性比較分析法,從決策邏輯、組織因素與環境因素三個方面探討高效果的公司數字創業的組態效應。運用239個創業團隊案例進行分析,組態效應的結論表明,不存在單一核心條件驅動高水平公司數字創業形成,但決策邏輯在高水平公司數字創業中扮演著關鍵角色。主要研究結論包括:
第一,因果邏輯主導下的高水平公司數字創業形成路徑有兩條:即技術外溢性驅動型和政策穩定性驅動型。其中,第一條指在高管團隊動態性與政策穩定性均或有或無的情況下,技術外溢性可以引導企業實現高水平的數字創業,第二條路徑指的是無論技術外溢性是否存在,在政策穩定性與團隊自省性的聯合匹配下,哪怕團隊的動態性缺失,創業團隊依然可以實現高水平的公司數字創業。
第二,因果邏輯主導下的高水平公司數字創業形成機制中,政策的穩定性并非是必要條件,即外界政策的穩定性與否都有可能產生高水平公司數字創業的路徑,這也為現實生活中的企業提供部分參考,即在政策穩定的大環境下,減少團隊與團隊之間或是團隊成員之間的交互,以減少對時間和資源的浪費,只要創業團隊能夠調整目標來應對動態變化的環境,能夠分辨自己的優勢及需要改進的不足之處,不斷改善自己的工作方式,進行聯合技術攻關等手段也可以實現公司數字創業的目標。
第三,效果邏輯主導下的高水平公司數字創業形成機制有兩條,分別為:政策穩定性支撐——技術外溢性輔助型和非高因素驅動型。H5表明在政策穩定的條件下,高管團隊成員若是存在高度的自省性,企業只要在較高的技術外溢性的環境中就能促進公司數字創業的形成。通過對比H5、H6發現,技術外溢性可以與政策穩定性協同配合,即在效果邏輯指引下,技術外溢性與政策穩定性總是如影隨形,為促進創業,要么兩者同時存在,要么兩者同時不存在,且效果邏輯下的團隊自省性是形成高水平公司數字創業的必要條件。
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