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創業管理論文，本文運用fsQCA方法來研究數字營商環境與創新創業質量之間的協同作用機制，以及數字營商環境中的各種生態要素如何相互作用。研究發現，數字營商環境對創新創業質量的發展具有多種路徑和同時發生的“多元共存”特點，單個條件無法實現提升創新創業質量，高水平的創新創業質量由不同條件的要素組合形成的產物，不同要素組合會形成不同的組態。
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研究背景與研究意義
一、研究背景
當前，中國正處于經濟模式從速度型增長向質量型增長的關鍵轉型期，創新創業作為經濟轉型的催化劑，正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注入新的動能。為了進一步深化“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國家政策，國務院在2018年頒布了旨在提高創新創業水平的《關于推動創新創業高質量發展打造“雙創”升級版的意見》，大力推進了國內創新創業的蓬勃發展。創業作為一種戰略行為，探索人力、社會和金融資本的最優配置模式，伴隨著一定的風險性，因此，創業活動不可避免地會受到制度和政策環境的深刻影響。然而，當前我國創新創業活動仍面臨著尷尬局面，數量眾多但質量參差不齊，發明專利占比仍然偏低，專利產業化率未實現顯著提升。盡管我國創業孵化平臺數量迅速上升，但新創企業三年生存率仍未達到30%（毛文峰，2020）。這一問題突出了提高我國創新創業質量的重要性。
營商環境是企業發展過程中所面臨的外部環境構成的一個綜合性生態系統，涵蓋了政治、經濟、法律等諸多復雜要素（杜運周等，2022），對創新創業質量產生深遠的影響。在當前追求高質量發展的時代背景下，提升創新創業質量對營商環境建設提出了新的挑戰與要求。數字經濟已成為推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核心驅動力，為經濟增長注入新的活力。隨著前沿技術及創新模式的不斷涌現，數字經濟正在不斷孕育新的商業模式和市場形態，深刻推動了生產模式的變革。數字經濟不僅蘊含了巨大的發展潛力與動能，更是對各行各業常規模式帶來新的挑戰，成為推動行業變革的關鍵力量。在此背景下，數字營商環境的理念與政策應運而生，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新動力。在2020年11月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第二十七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發表重要講話強調，“要努力構建開放、公平、非歧視的數字營商環境”。相較于傳統的營商環境，數字營商環境在多個維度展現出鮮明的優越性，突破時空界限，實現治理的精確性與高效性，同時顯著強化了營商環境的公平公正性，還極大提升政府服務效率，這些優勢共同推動數字營商環境成為引領經濟發展的重要驅動力，為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孫源等，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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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文獻綜述及述評
一、數字營商環境的相關研究
（一）數字營商環境內涵
從政府職能的發揮視角來看，市場結構以及預算軟約束環境構成了營商環境中兩項不可或缺的子環境要素（Sikarika，2021）。Mohamed（2023）認為營商環境是一個多維度的概念，涵蓋影響企業經營成本的各項因素，塑造便捷且穩定的經濟環境；Baron（1986）將營商環境定義為企業范圍內對企業整個生命周期的行為有重大影響的一組條件。隨著數字經濟的迅速發展，Danilina（2023）提出數字營商環境的相關概念，認為數字營商環境改變以往以市場為導向的營商環境，通過信息通信技術基礎設施、采用信息通信技術和數字素養的政策實現數字化轉型升級。Justin（2023）將數字營商環境定義為信息系統與知識風險的交織。
國內學者在我國特色營商環境的基礎上提出符合我國發展的數字營商環境概念，數字適應性建設展現出營商環境數字化與數字化營商環境的雙重特征。在數字經濟時代背景下，數字化營商環境呈現出基礎設施智能化、政務服務線上化、數據運營跨界化及平臺信息互動化等顯著特點（周偉，2022）。另一方面，數字營商環境運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術，通過流程再造和數字技術賦能，促使營商環境突破傳統物理空間的限制（孫源等，2021），在市場主體的準入、生產、經營、退出等過程中發揮數字技術和信息技術的便利性，深入運用數字化與智能化技術，優化數字政務服務流程，實施數字化監管措施，推進簡政放權改革，提升政府治理效能，推動“數字政府”和“智慧政府”建設（趙紅梅等，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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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理論基礎和研究假設
第一節理論基礎
一、創新創業理論
創業一詞最早由1775年法國經濟學家Cantillion提出（胡萍，2008）。盡管創業理論自提出以來已有200多年的歷史，但在學術界，它仍然是一個備受關注的研究熱點。創業理論研究主要包含宏觀和微觀兩個維度。其中，宏觀研究聚焦于創業與經濟發展、制度環境等層面的關聯，而微觀研究則深入探索創業者特質、創業機會等具體要素。這種多層次的研究框架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創業現象的復雜性和多樣性。
在熊彼得提出較為系統的創新理論后，該理論便受到了廣大學者的密切關注，并逐漸朝著更為細致、多元化的方向發展。本文選取了在創新理論后續發展過程中具有代表性的幾個全面創新理論進行詳盡闡述。首先是SECI模型，SECI模型是基于野中郁次郎在其著作《創造知識的企業》（《The Knowledge-Creating Company》）中對知識創新相關概念的探討而發展起來的。該模型描述了隱性知識與顯性知識之間相互轉化的動態循環過程。此模型包含四個主要階段：社會化階段，即隱性知識在個體間的共享與傳遞；外顯化階段，隱性知識被轉化為可表達的顯性知識；融合化階段，顯性知識被整合與系統化；以及內隱化階段，新的顯性知識又被個體吸收并轉化為隱性知識。在這一循環過程中，新的隱性知識不斷匯入，轉化為新的顯性知識。員工通過學習并結合個人理解，又會產生新的隱性知識，從而構成螺旋式上升的知識結構。
企業家的創新行為不僅僅源于自身的追求，還受到企業面臨的制度環境的影響，揭示了企業家在創新過程中的多重角色和復雜互動關系。數字營商環境作為制度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與企業的行為之間存在著緊密而不可分割的聯系。企業行為深受數字營商環境的影響，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著營商環境，這種相互依存的關系使得數字營商環境成為影響企業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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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機理分析
一、生態系統視角下的數字營商環境
生物學認為自然生態系統是生物群落、非生物環境相互作用共同組成的綜合系統。生態系統是動態的、協同的，其相互作用組成一個綜合體（Tansley，1935）。數字營商環境是市場主體全生命周期所面臨外部環境形成的綜合性生態系統，涵蓋了數字基礎設施、數字化公共服務、法治約束與支持和市場創新環境（Arthur，2021）。建立數字營商環境是滿足數字空間、數字治理所需的外部環境，促進市場主體的政務環境、法治環境、創新環境和公共服務環境的數字化轉型，實現政府職能部門、金融機構、企業群落、中介組織和第三方評估機構等數據共享、高效合作。
數字營商環境具有數字化營商環境和營商環境數字化境兩個顯著特征：一方面，數字化營商環境利用數字基礎設施和數字平臺提供數字化公共服務降低市場主體的顯性成本與隱性成本，提升企業績效。在規范企業經營行為過程中，數字營商環境具備基礎設施智能化、政務服務在線化、數據運營無界化、平臺信息交互化等特點，通過提供數字化政務服務的方式簡化企業辦事流程，降低合規成本（周偉，2022）。另一方面，營商環境數字化利用新一代信息技術，借助流程再造和數字技術的賦能，突破傳統物理空間的束縛，在市場主體的準入、生產、運營及退出等環節中充分發揮數字技術和信息技術的便捷性優勢，充分利用數字化與智能化技術，優化數字政務服務，實施數字化監督，并深入推進簡政放權等改革措施，推動“數字政府”與“智慧政府”的建設，提升政府治理的效能和智能化水平（Furnari，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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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數字營商環境和創新創業質量關聯度分析................19
第一節變量選擇與數據處理..........................19
一、數字營商環境評價指標體系................19
二、創新創業質量.......................20
第三章數字營商環境和創新創業質量關聯度分析................19
第一節變量選擇與數據處理..........................................19
一、數字營商環境評價指標體系.......................................19
二、創新創業質量...................................................20
第五章結論與對策建議..............................50
第一節主要結論...........................50
第二節對策建議.................................51
第四章數字營商環境和創新創業質量實證分析
第一節變量選取和模型構建
一、變量選取和數據來源
（一）數字營商環境
學術界有關準確衡量數字營商環境評價指標體系尚未形成統一結論，因此，本文在考慮數字營商環境的內涵、特征及數據可得性基礎上，借鑒現有文獻（潘思蔚、徐越倩，2022；盛明泉等，2023；趙紅梅、王文華，2022），結合數字營商環境的顯著特征采用前文構建的評價指標體系，從數字化公共服務環境、數字化創新環境、數字化市場環境、數字化政務法治環境等四個維度構建數字營商環境評價指標體系，共包括12個一級指標、25個二級指標，通過熵值法確定權重后得到數字營商環境指數，用Dbus表示。
（二）創新創業質量
在眾多研究創新創業的文獻中，研究者通常會把創新創業劃分為創新能力和創業能力兩個獨立的部分，并且分別選取指標來衡量它們。然而，這種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創新創業的整體性，使得難以從全面的角度分析創新創業的發展趨勢。相對而言，北京大學企業大數據研發中心所編制的《中國區域創新創業指數》則從多個維度構建綜合性評價體系，以衡量城市層面的創新創業質量，指數不僅涵蓋了企業的投入要素，還包括了創新的產出成果，為全面評估創新創業質量提供了更為精確的數據支持，用Ieqit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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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結論與對策建議
第一節主要結論
本文首先梳理關于數字營商環境和創新創業質量的研究成果，厘清文章研究邏輯，為后續實證分析提供了理論支撐。其次使用2010-2020年長江經濟帶108個城市宏觀面板數據，構建數字營商環境評價指標體系，運用熵值法測算出數字營商環境指數，將北京大學企業大數據研發中心編制的《中國區域創新創業指數》作為創新創業質量的衡量指標，利用耦合協調模型和空間自相關模型測度數字營商環境和創新創業質量關聯度，分析其時空演化特征和耦合協調關系。其次，通過構建雙向固定模型實證分析數字營商環境對創新創業質量的推動作用，討論了數字營商環境促進創新創業質量過程中的上下游不同城市對創新創業質量的促進作用以及不同營商子環境在促進創新創業質量的過程中起到的作用以及產業結構升級、經濟集聚、信息化水平的中介效應機制。最后，基于組態視角，以長江經濟帶108個城市作為研究樣本，利用fsQCA方法探索數字營商環境與創新創業質量的協同機制以及數字營商環境各生態要素間的互動關系。
本文通過理論和實證檢驗主要得出以下三條基本結論：
（一）通過數字營商環境指數和創新創業質量關聯度的現狀分析發現，結果揭示了以下幾點：首先，長江經濟帶的數字營商環境在整體上呈現增長態勢，盡管受到地域條件、資源配置和發展水平等因素的影響，地區間的發展不平衡現象仍然十分顯著。在該經濟帶內，創新創業的質量呈現出非均勻增長的態勢，且在空間分布上表現為下游地區最優，其次是中游地區，上游地區則相對較弱。其次，該地區的數字營商環境與創新創業質量間的耦合協調性正在不斷增強，但地區內外的耦合協調水平差異顯著，顯示出多極化的發展趨勢，并且有空間集聚的特點，即下游地區的耦合協調水平整體最高，中游地區居中，上游地區較低。中上游地區的耦合協調性從中度失調狀態提升至接近失調，下游地區則從輕度失調狀態提升至臨界協調狀態。第三，長江經濟帶的數字營商環境與創新創業質量的耦合協調性不僅顯示出空間集聚的特性，同時也表現出異質性，尤其是在以上海、南京、杭州、蘇州等城市為核心的下游區域，出現了高耦合-高協調的集聚特性。而中上游地區，除重慶、武漢、昆明等省會城市（直轄市）外，其他地級市的耦合協調水平普遍偏低，顯示出高耦合-低協調的異質性特征。
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