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領導力與領導藝術論文，本文以黨委領導力為基本視角，將2002年至2007年間地方治理創新的浙江實踐作為個案進行分析，重點深入剖析浙江省委謀劃和實施“八八戰略”過程中體現出來的強大領導力，進而揭示出黨委領導力的內在構成、運行邏輯與作用原理，就中國地方治理創新實踐及其蘊含的中國經驗進行理論闡釋，從而展現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
第一章 地方治理創新中的地方黨委角色
第一節 地方治理創新的興起與根源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掀起了市場化改革浪潮，市場化改革的不斷深入帶動著中國社會踏上由“總體性社會”向“獨立社會”轉型之路，面對經濟市場和獨立社會的挑戰，具有創新自主性的地方核心行動者開啟了探索經濟社會“新治理”的遠大征程，構筑出全球地方治理變革的中國宏偉圖景。
一、地方治理創新的興起
如果說20世紀中國經歷了三次歷史性巨變，那么，勃興于上個世紀下半葉的地方治理創新及其所引發的經濟社會的快速繁榮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歷史性發展成就無疑也是中國歷史上一次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大事件。
（一）地方治理創新在改革中啟航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黨的歷史上一次具有深遠意義的盛會，會議所作出的改革開放重大戰略決定注定了本次會議將彪炳于人類史冊。改革開放的偉大戰略決定開啟了中國經濟建設的新紀元，也開啟了中國地方治理創新的新篇章。從黨中央有意引導到地方自主自發，從市場化改革探索到全領域創新，從碎片化創新實踐到協同性推進，地方治理創新在華夏大地上演繹了一場璀璨的人間盛宴，成為改革開放以來近半個世紀里特別值得駐足的偉大創舉。
權力是地方治理創新的一個政治變量，權力過于集中容易壓制地方治理創新的空間，抑制地方治理創新的活力。作為一個傳統的單一制國家，地方治理創新的啟動顯然離不開權力配置的調整，賦予地方一定的自主權限。所以，中國的地方治理創新探索實踐起始于中央權力的下放改革，而權力的下放改革又是內置于改革開放事業的。改革開放戰略部署作出之前，中國的經濟管理權力是高度集中的，地方各級黨委的自主性空間幾乎很小。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改革開放的重大戰略決定后，中央借助權力下放積極鼓勵地方進行改革創新，從此中國地方治理創新進入初期探索階段。率先走進改革探索的是農村和企業兩大領域，“村民自治、企業承包經營責任制以及縣級機構改革等是這個時期幾個有代表性的改革”，與之對應的改革經驗不僅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而且也推動相關治理制度在國家層面上的確立。①在國家層面積極推動地方治理創新之外，部分先發地區進行的市場化改革創新為初始階段的地方治理創新揚起了時代風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浙江溫州開啟的以市場化為取向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實踐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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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地方治理創新中的地方黨委
中國共產黨的組織體系是一個多層次的整體架構，地方黨委是這個組織架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承擔了貫徹執行黨中央決策部署和領導本級行政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職能，具有被領導者和領導者的雙重角色。地方黨委偏好于地方發展，領導和推動了地方治理創新探索實踐。
一、地方黨委的雙重角色
地方各級黨委是中國共產黨實現執政的地方性中樞，這就決定了地方黨委既是黨中央的被領導者，在黨中央的領導下貫徹執行黨中央制定的政策、方針、路線以及治國理政的各項方略，又是地方創新發展的領導者，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地方上的探索實踐，領導區域內人民群眾發展社會主義事業。
（一）被領導者角色
《中國共產黨章程》對于中國共產黨的意義猶如《憲法》對于國家的意義，具有“根本法”的性質，是黨內一個最重要的法規制度。《黨章》是確立黨中央和地方黨委間關系的根本大法，也是確認地方黨委被領導者角色的最根本的組織制度。從黨的二大通過的第一個正式《黨章》以來，經過了數次修改，現行《黨章》是黨的十九大修改通過的，應當說是迄今為止最完善、最成熟的黨的章程。根據《黨章》修改的基本情況可以發現，自黨的十四大以來，每一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都會作出修改。從《黨章》①的修改權限上看，修改黨的章程的職權屬于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由中央委員會負責召集，這實際上也就表明黨的中央委員會對《黨章》修改具有間接的決定性作用，退一步講，至少擁有修改的動議權，地方各級黨委卻不同，除了作為被領導者執行《黨章》的規定外沒有權限對黨的章程作出任何修改。從黨的領導機關上看，《黨章》規定“黨的最高領導機關，是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它所產生的中央委員會。”“在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期間，中央委員會執行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領導黨的全部工作，對外代表中國共產黨。”就《黨章》的上述規定而言，關于黨的最高領導機關的具體規定說明地方各級黨委只是中央委員會的下屬組織，都必須服從黨的中央委員會，接受中央委員會的領導。此時，留給地方各級黨委的僅有被領導義務以及在此基礎上的執行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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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戰略決策力：“八八戰略”的謀劃與創立
第一節 省域發展總體戰略與戰略決策力
省域發展總體戰略是省級黨委謀劃推動省域創新發展的總體性戰略部署，具有引領省域發展的綱領性作用。反映并決定于戰略決策力的省域發展總體戰略，為省級黨委確立全省中心工作和總攬省域發展全局提供了一個有力的總抓手。
一、省域發展總體戰略：省級黨委的戰略性決策
戰略一詞由來已久，而且被廣泛地應用在各個領域、各個行業的管理過程之中。企業，是戰略一詞運用率最高的一個領域。因此，關于什么是戰略，在企業管理中得到了較為廣泛而深入的討論。不同的企業管理學派從不同的視角和路徑對戰略一詞展開描述，大致形成了五種關于戰略的定義。計劃學派認為，戰略就是計劃或者通往未來的指南、路線等。定位學派偏向認為，戰略就是定位。企業家學派更傾向于將戰略定義為一種觀念，戰略的形成過程實際就是一個構建愿景的過程。學習學派則認為戰略就是模式。權力學派則將戰略定義為策略，即為了智取對手而設計的特定謀略。①無論如何定義，對于任何組織而言戰略無疑都是至關重要的，可以說是決定組織成敗的關鍵性要素。
透過戰略定義的各種表征可以發現，戰略的實質就是決策。作為決策的戰略，可以看作為管理學中的戰略決策。管理主義認為；“戰略決策對組織最重要，通常包括組織目標、方針的確定，組織機構的調整，企業產品的更新換代，技術改造等，這些決策牽涉組織的方方面面，具有長期性和方向性。”①從領導學視角來看，戰略就是領導者實施戰略領導的決策，即戰略決策。基于這個意義，省域發展戰略就是領導者實施戰略領導的一項事關省域興衰的戰略性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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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八八戰略”：浙江轉型發展的總體戰略
進入新世紀以來，因應發展形勢的新變化，浙江省委在強烈變革意識的推動下，勇挑使命擔當，憑借強大的戰略決策力積極謀劃和創立了“八八戰略”，為浙江全省域的轉型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戰略支撐。
一、“八八戰略”的形勢研判
溫州模式的擴展與浙江模式的形成以及在此基礎上創造出來的發展成就和形成的地方治理經驗為新世紀浙江的轉型發展奠定了基礎，而浙江省委的強烈的變革意識和新世紀形勢的發展變化則構成了“八八戰略”謀劃實施的最直接動因。
（一）“八八戰略”謀劃的基礎條件
改革開放伊始至20世紀末，溫州模式的漸進成型與全省域擴展，直至浙江模式的最終形成，都為浙江21世紀初期的轉型發展播下了亟待萌發的種子，為“八八戰略”的謀劃實施奠定了堅實基礎。
1、溫州模式的擴展與浙江模式的形成
改革開放以來，浙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歷史性巨變，這個歷史性巨變的過程就是浙江不斷進行治理創新的過程。從省域范圍看，浙江的治理創新實踐源于改革開放之初的溫州市場化改革的探索。
以市場化為取向的改革探索催生出促進區域經濟大繁榮的“溫州模式”。溫州地處浙江東南沿海，其東面臨海，三面環山，是一個典型的山海城市。改革開放初期，溫州全市人口近600萬，耕地面積人均約0.53畝，人多、地少等因素導致了溫州經濟基礎特別薄弱，不僅農民人均純收入只有113元，而且貧困縣數量也占據了全省的五分之三席。①薄弱的經濟基礎帶來的是溫州全體社會成員的普遍性貧困，基于生存的現實需要，當改革開放的鐘聲咋一敲響，溫州人迅速投入到創業浪潮中，出現了家家戶戶開店辦廠的一片繁榮景象。到1986年年底，家庭工業迅速飛漲到14.6萬個，從業人員數量攀升到120萬人，而商品市場數量一年間躍升到470個。②溫州民營經濟的異端崛起創造出了輝煌的經濟奇跡，相較于蘇南模式、珠三角模式的“溫州模式”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迅速走紅，在90年代影響進一步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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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社會動員力：“八八戰略”廣泛共識的形成..................... 103
第一節 形成“八八戰略”的廣泛共識............................. 103
一、凝聚共識：高效的領導藝術 .............................. 103
二、社會動員力：凝聚“八八戰略”廣泛共識的重要抓手 ........ 106
第四章 組織保障力：“八八戰略”執行團隊的建設..................... 125
第一節 建設“八八戰略”的高效執行團隊......................... 125
一、團隊建設：領導者的重要職責 ............................ 125
二、地方黨組織：“八八戰略”的執行團隊 .................... 128
第五章 制度創新力：“八八戰略”實施環境的優化..................... 150
第一節 優化“八八戰略”實施的制度環境......................... 150
一、制度的內涵 ............................................ 150
二、區域治理制度：“八八戰略”實施的領導情境 .............. 152 
第五章 制度創新力：“八八戰略”實施環境的優化
     第一節 優化“八八戰略”實施的制度環境
“八八戰略”的貫徹執行，離不開制度的支撐。制度問題是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的問題，是領導活動發生的重要場域，對領導績效產生著重要影響，某種程度上講，制度具有決定性作用。浙江市場經濟發展的實踐經驗也表明，有效貫徹執行“八八戰略”，就必須推進區域治理制度創新，為“八八戰略”營造出一個寬松的制度環境。
一、制度的內涵
近年來，制度一詞已經成為人們茶余飯后談論的一個重要話題。2013年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紀委第二次全會上強調“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再次引燃了人們對于制度的關注和熱議，關于制度的相關討論瞬間占據了各大新聞媒體的重要板塊和學術期刊、論壇的重要版面。對于制度的強調和關注，深刻表明了制度的重要性，抑或說，在人類發展的歷史進程中，制度發揮了關鍵性作用。在中國，制度一詞最早出現在《周易·節》。《周易·節》寫到：“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①這里的制度是古代禮法的概稱，意指全社會應當普遍遵守的規約，也就是今天我們俗稱的規矩，屬于制度的最早雛形。戰國時期《商君書·壹言》也闡述過制度的重要性，認為明確的制度才能夠讓國家匯聚民力，民力匯聚后就有使用，如果人們為國出力卻得不到回報，那么就有可能導致社會不穩定。①自周朝開始，制度一詞被沿用下來，成為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個標志性符號。關于制度的英語對應詞是institution，源于拉丁語，16世紀中期形成。隨著人類社會的進步，制度越來越受到應有的重視。盡管制度非常重要且運用廣泛，但是人們對于制度一詞的理解各不相同，不同學派和學者間存在著一定的分歧。
4制度是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基礎和內核。馬克思恩格斯從未就制度給出過明確的概念界定，卻在自己的宏偉巨著中廣泛使用了制度一詞。如果統覽馬克思主義巨著，我們能夠找到關于制度的闡釋，即把制度理解為傳統、習俗、習慣等。同時，馬克思又認為制度根源于生產關系，是生產關系總和的外在表現形式，他指出：“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②馬克思恩格斯是制度思想的集大成者，為后人奠定了厚實的研究基礎。

領導力與領導藝術論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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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啟示
第一節 地方治理創新的浙江啟示
浙江省委謀劃和實施“八八戰略”的實踐經驗，表明了省委強大的領導力是決定浙江地方治理創新取得優異績效的關鍵性要素，揭示了黨委領導力的基本構成，即黨委領導力包含戰略決策力、社會動員力、組織保障力和制度創新力等前后緊密邏輯關聯的四個要素。同時，浙江的經驗也為新時代黨委領導力的提升指明了基本方向。
一、黨委領導力是決定浙江地方治理創新績效的關鍵因素
自1978年實施改革開放以來，浙江便走上了地方治理創新的探索實踐之路。市場經濟所經歷的從最初的萌發到逐步發育以及發育相對成熟的成長過程，推動了浙江地方各級黨委從“默許”到“扶持”以及全方位實施地方治理創新探索實踐的巨大轉變。實施地方治理創新已經成為浙江地方各級黨委貫徹落實中央決策部署的重要方法，成為地方各級黨委實現堅持黨委領導與人民當家作主有機統一的重要手段，成為地方各級黨委謀求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的自主自覺行為。
世紀之交是浙江創新發展的一個重要歷史轉折點。進入21世紀以后，浙江的發展形勢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因人均生產總值突破1萬元大關而提前進入中等發展階段，資源承載能力達到發展極限，社會矛盾開始凸顯，特別是保持數年的經濟增長優勢面臨衰減風險。在浙江歷史發展的重要轉折關口，浙江省委積極主動實施地方治理創新，創造性謀劃實施了“八八戰略”。圍繞貫徹落實“八八戰略”，浙江各級黨委又掀起了一波地方治理創新的熱潮。尤其，省委就保障“八八戰略”的貫徹執行，圍繞執行共識、執行團隊、執行環境等主題進行了一系列的前瞻性探索，這些實踐探索成為引領新世紀以來浙江地方治理創新的重要引擎。
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