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礎設施投資對中國“一帶一路”區域價值鏈地位的影響探
本文是一篇國際貿易論文,本文利用貿易增加值方法測算了中國與28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2008-2021年的“區域價值鏈地位指數”,通過模型選擇、構建后進行基準回歸分析,為了保證模型結果的準確性和可靠性,又對模型依次進行穩健性和內生性檢驗,最后從投資地區分布、東道國、投資方向和時間段等層面進行異質性分析,探究對“一帶一路”基礎設施投資對中國區域價值鏈分工地位的影響。
1緒論
1.1研究背景與研究意義
1.1.1研究背景
當今世界呈現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全球經濟形勢不穩,區域協定層出不窮,各國爭相推進產業結構升級,實現國際分工地位提升,意圖成為國際貿易規則的制定者及主導者。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經濟已邁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實現全球價值鏈的攀升勢在必行,但發達國家所主導的全球價值鏈將非發達國家鎖定在特定環節,嚴重制約其向高端的攀升(閆東升等,2020)。部分學者認為單純依靠全球價值鏈或國內價值鏈的發展思路無法解決中國產業轉型升級、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難題(曾楚宏等,2020),中國必須從單一嵌入全球價值鏈轉變為構建以自我為中心的區域價值鏈(RVC),這是突破“低端困境”的有效途徑(林穎,2020),也是響應“國內國際雙循環”號召,實現鏈條的動態轉換和緊密對接的現實選擇。
對外開放的實踐證明:對外直接投資是中國影響世界、提升其區域價值鏈地位的重要手段(戴翔,2013;胡曉燕和郭樹華,2022)。自2013年“一帶一路”倡議實施以來,秉承“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總額逐年攀升,2013至2022年累計達到1822億美元,10年間投資額增長了91.2%,高于同期中國整體對外直接投資65.8%的增速。從投資的主要行業分布情況看,基礎設施、制造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是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最主要的投資領域,特別在基礎設施方面的對外承包工程完成營業額上升至總營業額的3/5。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是“一帶一路”倡議下的“五通”之一,更是后疫情時代大國競爭博弈的重要戰場。二十大報告中也強調“新型基礎設施項目合作是高質量發展的根基之一”,可見其對于中國把握區域價值鏈的主導權及國際貿易規則的參與權具有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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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文獻綜述
1.2.1基礎設施的內涵
在百科中,基礎設施是指為社會生產和日常生活提供必要物質條件及支持的工程設施,用于保證一國(地區)社會經濟活動正常進行的公共服務系統,更是社會持續運行的基礎保障。參照中國國民經濟行業分類辦法,基礎設施可分為農、林、牧、漁、水利業、交通運輸、建筑業、郵電通訊業、商業、工業、科學研究、地質普查和勘探業等13個門類。在相關研究中,徐煒鋒等人(2020)將房地產業、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建筑業、采礦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電力、電熱、燃氣及水的成產和供應業7個行業歸為基礎設施領域。黃亮雄等(2018)增加了五個行業,分別是科學研究與技術服務業,農、林、牧、漁業,文化、體育和娛樂業、居民服務、修理和其他服務業,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由此可見,基礎設施并沒有明確的行業分類,正如羅振宇(2019)所言,所有那些你放心交給別人干的事情都是基礎設施①。鑒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公報》并沒有定義基礎設施,遵循相關性原則和《中國全球投資追蹤》數據庫行業分類狀況②,本文將能源、物流、交通運輸、公共事業、房地產建筑、衛生及通信行業歸為基礎設施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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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理論基礎與影響機制
2.1價值鏈分工理論
隨著國際貿易的進一步發展,價值鏈分工的研究和應用已經成為國際經濟學研究的熱點和前沿問題,其影響力已經由單純的學術研究擴展到OECD、RCEP等國際組織的應用層面,并逐步成為國際分工的重要形式。價值鏈分工的基礎是大型企業或跨國公司在分工中遵循成本最小化和市場規模化原理,利用各國在價值鏈環節上的比較優勢,最終實現規模經濟的利益最大化。該理論側重于分析各國根據自身的比較優勢,在同一產品的不同生產階段進行分工合作并分享其所處價值鏈環節的利益,最終形成了復雜的價值鏈分工體系。無論是主動參與還是被動加入,每個國家都是以可以獲取的貿易利益作為驅動力,但是處于高分工地位的國家獲取的貿易利益遠遠大于低分工地位的國家,現實中則體現為發達國家利用自己的技術和資本要素,牢牢占據著價值鏈的中高端環節,而發展中國家往往處于中低端位置。正是認識到這種差異,普雷維什提出了中心-外圍論,強調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存在不平等的經濟關系。2013年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不但可以解決中國與沿線國家當前面臨的全球價值鏈困境,還可以實現雙贏,即中國加強與沿線國家的合作,引領構建“一帶一路”區域價值鏈,一方面可以推進中國產業結構轉型升級,鞏固并提高在全球價值鏈和區域價值鏈中的地位。另一方面,帶動更多沿線國家參與到價值鏈分工中,享受貿易合作所帶來的經濟增長紅利,助力沿線國家推進各自的工業化、城鎮化,進一步提升人民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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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區域經濟一體化理論
區域經濟一體化是國家之間通過簽署合作文件等方式實現市場一體化的過程,是20世紀50年代以來國際經濟發展的一種新趨勢,也是“一帶一路”建設的基本思路。區域經濟一體化更加強調合作伙伴之間具有自由性的貿易合作和流動性更強的生產活動,不斷減少合作歧視和不公平性。2013年9月和10月,習近平總書記先后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10年來,中國已同150多個國家和30多個國際組織簽署了230多份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一帶一路”倡議注重的是眾人拾柴火焰高、互幫互助走得遠,崇尚的是自己過得好、也讓別人過得好,踐行的是互聯互通、互利互惠,謀求的是共同發展、合作共贏。①參與到共商共建共享“一帶一路”倡議的都是發展中國家,與鮑里斯綜合發展戰略理論的研究對象相契合。綜合發展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進行經濟合作時應充分考慮各國的差異和需求,不必拘泥于市場的統一,也不用追求過高形式的一體化,應該順應時代潮流,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進行創新,通過科技創新推動高質量發展,實現經濟要素配置方式的優化升級。依據該理論,中國將與沿線國家構建更大的合作平臺,實現更大范圍的協同發展及產業轉型升級目標。克魯格曼提出的新經濟地理理論進一步深化了對經濟活動在地理位置上集中性的理解,強調了較近的地理距離對于降低運輸成本、加快信息傳遞速度以及減少投資風險的重要性,因此與周邊國家的合作更加緊密。正是這種天然的地理優勢以及其不設邊界和條件的區域化,中國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構建了高度開放的區域性經濟一體化倡議,推動區域貿易一體化,進而獲得更高的投資收益和貿易增加值。而這種“全球價值鏈區域化”是價值鏈分工在全球分散化布局中所形成的區域集聚的現象,是一個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包括區域經濟一體化、產業結構與產業關聯、新經濟地理和貿易保護政策等。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共同推進了全球價值鏈區域化,形成了更大范圍的“多中心均衡”和“中心-外圍”模式。因此可以說,“一帶一路”倡議是對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新探索,與其他國家推動的經濟一體化有許多差異,但是其中仍然存在許多共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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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國基礎設施投資與“一帶一路”區域價值鏈現狀 ........................... 16
3.1 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基礎設施投資現狀 ......................... 16
3.1.1 投資規模保持穩步增長 .................................... 16
3.1.2 投資行業布局較為集中 ....................................... 18
4 基礎設施投資影響中國“一帶一路”區域價值鏈地位的實證分析 .. 33
4.1 模型構建與數據說明 ........................... 33
4.1.1 模型構建 .................................. 33
4.1.2 變量選取 .............................. 33
5 基礎設施投資影響中國“一帶一路”區域價值鏈地位的機制檢驗 .. 47
5.1 機制檢驗模型 ............................... 47
5.2 機制變量說明 .................................... 49
5.3 機制檢驗結果及分析 ........................... 50
6基礎設施投資影響中國“一帶一路”區域價值鏈的拓展分析
6.1中國在“一帶一路”區域價值鏈的參與度現狀
區域價值鏈參與度被用來說明一個國家或地區參與區域分工的程度以及在該區域價值鏈中的重要性。
圖6.1列示了2007—2021年間中國“一帶一路”區域價值鏈參與度指數的變化趨勢,可以看出,中國的區域價值鏈參與度呈現出穩中有升的趨勢,指數值圍繞著0.7上下小幅波動,且2017年之后持續上升,可以預見這種增長趨勢仍會繼續保持。前向參與度和總參與度基本保持相同趨勢,但變化幅度較大,從0.475上升至0.594,在總參與度中所占比重也有所提升(66%到77%)。而后向參與度在2007-2016經歷了較大幅度的下降(0.235到0.190)后又緩慢上升(0.197到0.231),在總參與度中所占比重下降(34%到23%)。整體來看,中國在“一帶一路”區域價值鏈中的總參與度有所上升,后向參與度有所下降,而前后參與度上升,說明中國在該區域價值鏈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參與區域分工的程度越高,且更多承擔著出口中間品的任務。這正是其在區域價值鏈中地位不斷提升的原因。
國際貿易論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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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研究結論與對策建議
7.1研究結論
本文利用貿易增加值方法測算了中國與28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2008-2021年的“區域價值鏈地位指數”,通過模型選擇、構建后進行基準回歸分析,為了保證模型結果的準確性和可靠性,又對模型依次進行穩健性和內生性檢驗,最后從投資地區分布、東道國、投資方向和時間段等層面進行異質性分析,探究對“一帶一路”基礎設施投資對中國區域價值鏈分工地位的影響,主要結論如下:
(1)2007-2021年間,中國在“一帶一路”區域價值鏈中的地位穩步上升,2021年已經處于該區域價值鏈的中上游環節。
(2)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基礎設施投資與中國“一帶一路”區域價值鏈地位指數存在顯著的正向關系,即中國對“一帶一路”的基礎設施投資能夠顯著促進其在該區域價值鏈地位的提升。控制變量中東道國的經濟發展水平等因素對中國“一帶一路”區域價值鏈的地位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即中國的基礎設施投資流向經濟發展水平越高,人力資本、研發強度越強、開放程度越大、政府效率及制度更好的國家,對中國“一帶一路”區域價值鏈地位的提升效果越好。
(3)異質性分析結果顯示,基礎設施投資對中國在“一帶一路”區域價值鏈地位的影響程度會因基礎設施流向的地區、國家和行業等不同產生差異,主要體現為對中東歐、東北亞、東南亞和南亞區域國家的投資,投向高風險和基礎設施優良東道國的基礎設施以及新型基礎設施投資均可以顯著提升中國“一帶一路”區域價值鏈地位,而且“一帶一路”倡議后的顯著性明顯優于倡議提出之前。同時控制變量也會因上述因素對中國在“一帶一路”區域價值鏈地位造成差異性促進作用。
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