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國際貿易論文，本文首先以全球價值鏈分工理論、資源基礎理論和委托代理理論為基礎，對全球價值鏈嵌入與企業風險承擔之間的關系進行理論分析；然后，以中國A股制造業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采用2003-2016年CSMAR上市公司數據庫和海關數據庫的匹配數據，實證分析全球價值鏈嵌入對企業風險承擔的影響，并且通過替換被解釋變量和解釋變量衡量指標、運用工具變量法進行內生性檢驗，來驗證研究結論的穩健性；
1.緒論
1.1研究背景與意義
1.1.1研究背景
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的不斷發展極大地改變了國際分工模式，各個經濟體之間的貿易方式也逐漸由產品間貿易向產品內貿易轉化，全球價值鏈分工成為國際分工體系中的主流模式。全球價值鏈打破了傳統的分工模式，某個產品的生產不再由一個國家單獨完成，而是由多個國家參與并負責該產品生產的不同環節。全球價值鏈促進了要素在國際范圍內的自由流動，發達國家通過參與全球價值鏈可以獲得更大利益，而發展中國家也可以在全球價值鏈分工中獲得技術進步和經濟發展的機會。隨著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的形成與深化，全球價值鏈支撐了全球貿易的主要部分，許多國家都積極融入到全球價值鏈分工當中。發達國家跨國公司通過主導全球價值鏈，將一些生產工序轉移至發展中國家，從而給我國企業嵌入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帶來了便利和機遇。過去幾十年，中國先后以改革開放和加入WTO為契機，大力發展對外貿易，成為經濟全球化的積極參與者，中國嵌入全球價值鏈的程度越來越深，在國際分工體系中扮演的角色也越來越重要。2022年，我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額420678億元，比上年增長7.7%，規模再創歷史新高，已經連續6年貨物貿易總額居世界第一。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要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加快建設貿易強國，維護多元穩定的國際經濟格局和經貿關系”。對外開放的不斷深化將推動我國企業更大范圍、更深程度的融入到全球價值鏈當中，但是企業在融入全球價值鏈的過程中享受巨大機遇的同時，也會遇到隨之而來的挑戰，機遇與挑戰并存。各國之間的大量中間品貿易帶來了各國增加值率的差異、技術復雜度的變遷及利益分配的交織(鄭國姣和楊來科,2016)，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的快速發展加強了各國之間的聯系，同時處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國家和企業面臨的不確定、不穩定性因素也在增加，這也意味著企業嵌入全球價值鏈也面臨著一定的貿易風險和分工風險。

國際貿易論文怎么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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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內容與研究方法
1.2.1研究內容
本文首先基于全球價值鏈不斷深化的背景，以全球價值鏈分工理論、資源基礎理論和委托代理理論為基礎，并結合現有的文獻研究，從理論分析與實證分析的角度研究全球價值鏈嵌入對企業風險承擔水平的影響。然后，從企業所處的外部環境視角出發，將地區市場化程度和金融發展水平引入論文框架，檢驗二者對全球價值鏈嵌入與企業風險承擔之間關系的調節作用；并進一步檢驗了全球價值鏈嵌入對企業風險承擔的影響機制，分析了全球價值鏈嵌入對不同規模、所處不同地區、以及董事長與總經理是否兩職合一的企業風險承擔水平的異質性影響。最后對研究結果進行解釋分析，并據此提出相關政策建議。根據上述的研究思路，本文將研究內容劃分為六個章節，每章的具體內容如下：
第一章是緒論部分。本章首先介紹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在介紹研究背景的基礎上總結和分析了本研究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然后闡述了本文的研究內容和研究方法，并且通過繪制框架圖展現了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框架；最后對本文所實現的創新點，以及需要繼續研究與改進的不足之處進行總結。
第二章是文獻綜述。這一部分首先對全球價值鏈嵌入的相關研究、企業風險承擔水平的相關研究進行梳理，了解全球價值鏈嵌入產生的影響以及企業風險承擔水平的影響因素；并且介紹了現有文獻對全球價值鏈嵌入和企業風險承擔的測度方法；其次著重梳理了國內外有關全球價值鏈嵌入與企業風險承擔二者關系的相關文獻；最后基于前面的文獻梳理對現有的文獻研究進行評述。
第三章為理論基礎與研究假設。本文主要以全球價值鏈分工理論、資源基礎理論和委托代理理論為理論基礎，對全球價值鏈嵌入與企業風險承擔的關系和影響機制、以及地區市場化程度和金融發展水平所起的調節效應進行理論分析，并據此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設：假設1：企業通過嵌入全球價值鏈能夠促進企業風險承擔水平的提升；假設2：地區市場化程度對全球價值鏈嵌入與企業風險承擔的關系具有負向調節作用；假設3：地區金融發展水平對全球價值鏈嵌入與企業風險承擔的關系具有負向調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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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獻綜述
2.1關于全球價值鏈嵌入的相關研究
2.1.1全球價值鏈嵌入產生的影響研究
隨著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的不斷深化，越來越多的國家積極融入國際分工體系發展開放型經濟(孫永強等,2022)，世界各國已經享受到“全球價值鏈式”發展紅利(Gereffi,2014)，全球價值鏈分工已經成為當前國際分工中的主要模式。在此背景下，關于全球價值鏈嵌入的研究逐漸豐富，現有的文獻研究主要從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分析了全球價值鏈嵌入帶來的影響。在宏觀層面，已有文獻主要從國家和行業的角度出發研究了全球價值鏈嵌入對技術進步(Taglioni和Winkler,2014;宋憲萍和賈蕓菲,2019)、國際競爭力(陳立敏等,2016;史本葉和馬曉麗,2020)、生態環境(Assamoi等,2020;余泳澤和段勝嵐,2022)、產業升級(余東華和田雙,2019;蔣瑛等,2021)等方面產生的影響。通過梳理文獻可以發現，隨著中國嵌入全球價值鏈的程度不斷加深，有越來越多的學者關注到了嵌入全球價值鏈產生的影響問題，學者們從宏觀層面做出的貢獻也為微觀層面的研究提供了參考和啟示。
在微觀層面，現有文獻主要研究全球價值鏈嵌入對企業造成的影響，大多集中于企業生產率、出口技術復雜度、企業勞動收入份額以及成本加成等方面。如孫學敏和王杰(2016)基于中國微觀企業的數據考察了全球價值鏈嵌入對企業生產率的影響，結果表明參與全球價值鏈有利于提高企業生產率；還有學者認為效率水平是企業國際競爭力的重要體現，企業可以通過融入全球價值鏈實現生產效率的改善，并且這種效率改善在那些全球價值鏈嵌入程度較高的企業中更為突出(呂越和呂云龍,2016)，此外呂越等(2017)通過研究發現全球價值鏈嵌入對企業生產率的改進存在非線性的“倒U型”關系,雖然嵌入全球價值鏈能夠提高企業的生產效率,但這種效應存在邊際遞減趨勢,少部分企業甚至會出現全球價值鏈過度嵌入對生產率造成的負向影響。企業嵌入全球價值鏈對出口技術復雜度產生的影響也受到了學者們的重視，馬曉東(2022)通過研究發現全球價值鏈嵌入程度的提高對企業出口技術復雜度的提升具有促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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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關于企業風險承擔的相關研究
2.2.1企業風險承擔的影響因素研究
風險承擔是企業投資決策中的一項重要決策,它有助于企業未來業績增長和價值增值(John等,2008)，所以研究企業風險承擔的文獻比較豐富，學者們從多個角度對影響企業風險承擔的因素進行了研究。在國內外學者的研究文獻中，這些影響因素主要可以分為宏觀層面、企業層面和管理者個人層面的因素。宏觀層面的影響因素包括宏觀經濟水平、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等因素，Arif和Lee(2014)發現當投資者對整個宏觀經濟增長持樂觀態度時，企業風險承擔水平更高；貨幣政策是國家貨幣供求的政策趨向，寬松的貨幣政策能增加企業風險承擔(周彬蕊等,2017)。劉志遠等(2017)利用1995-2014年中國上市公司的數據，實證檢驗了經濟政策不確定性與企業風險承擔的關系，發現經濟政策不確定性顯著提升了非國有企業的風險承擔水平。
企業層面的影響因素主要包括公司治理、管理層激勵、公司特征等方面。石大林和路文靜(2014)認為公司治理水平會對企業風險承擔產生正向影響；Koerniadi等(2014)從董事會規模的角度出發，發現董事會規模較大時,企業風險承擔水平較低。管理層激勵主要分為股權激勵和貨幣薪酬激勵，一些學者發現管理層股權激勵在一定條件下有助于促進風險承擔(蘇坤,2015)，而李小榮和張瑞君(2014)則認為股權激勵與風險承擔之間其實是倒U型關系；張瑞君等(2013)以2005-2009年滬深兩市的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發現貨幣薪酬激勵的增加能夠提升企業高管的風險承擔水平,但是石大林(2015)也以上市公司為樣本研究了管理層薪酬激勵與企業風險承擔之間的關系，卻發現管理層貨幣薪酬與當期企業風險承擔水平顯著負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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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理論基礎與研究假設..............................22
3.1理論基礎...............................22
3.1.1全球價值鏈分工理論............................22
3.1.2資源基礎理論...................................24
4.研究設計............................................34
4.1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34
4.2模型設定.......................................35
4.3變量測度與說明...................................36
5.實證結果與分析.................................44
5.1基準回歸結果..................................44
5.2穩健性檢驗........................................46
5.實證結果與分析
5.1基準回歸結果
表5-1報告了本研究的基準回歸結果，表5-1中列（1）和列（2）僅加入了本文的核心解釋變量GVC，并且控制了行業固定效應和年份固定效應，列（3）和列（4）則進一步加入了回歸模型中的其他控制變量。從列（1）和列（2）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出，GVC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263和0.499，均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正，初步表明全球價值鏈嵌入對企業風險承擔水平具有正向影響。在第（3）列和第（4）列加入了本文所構建模型中的資產負債率、股權集中度、現金流狀況、盈利能力以及企業產權性質這些企業層面的控制變量后，核心解釋變量GVC的系數依然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正，分別為0.247和0.468，回歸系數和顯著性水平均未出現較大波動，表明本文的估計結果具有穩健性。這也表明全球價值鏈嵌入促進了企業風險承擔水平的提升，驗證了本文的研究假設1。
關于模型中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由表5-1可以看出，企業資產負債率（Lev）的回歸系數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表明資產負債率更高的企業，風險承擔水平也比較高，其原因可能在于資產負債率較高的企業具有更強的動機去追求高風險高回報的投資項目。股權集中度（Top1）的估計系數顯著為負，表明企業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越高，企業內部集權程度越大，大股東為了實現自身利益可能會產生風險規避傾向，反而會降低企業的風險承擔水平。現金流狀況（Cash）的系數顯著為正，表明企業的現金流狀況越好，企業能夠應對的資產收益率的波動性越大，對風險具有更大的承受能力，傾向于提高企業的風險承擔水平。企業盈利能力（Roa）的估計系數顯著為負，這表明企業盈利能力抑制了企業的風險承擔水平，一般來說，盈利能力較強的企業去進行高風險高收益項目的動機較弱，降低了企業的風險承擔水平。企業產權性質（State）的系數顯著為負，表明相對于國有企業，非國有企業的風險承擔水平更高，可能是由于非國有企業比國有企業更偏好風險，會傾向于進行高風險高收益項目的投資，從而使得風險承擔水平較高。上述控制變量對企業風險承擔水平的影響基本與現有文獻的研究保持一致(宋建波等,2017;李媛媛和郭寧寧,2019;高夢捷等,2023)。

國際貿易論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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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結論及政策建議
6.1研究結論
本文在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不斷深化的背景下，以企業風險承擔水平為切入點，選取2003-2016年中國A股制造業上市公司為樣本，研究企業嵌入全球價值鏈對企業風險承擔水平的影響，并且基于已有的理論研究和實證結果探究了該影響的中介傳導機制，還加入地區市場化程度和金融發展水平作為調節變量進一步衡量影響效果，最后針對企業規模、企業所處地區以及企業是否兩職合一進行異質性分析，最終得出以下研究結論：
第一，全球價值鏈嵌入對企業風險承擔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即企業嵌入全球價值鏈有助于提高企業的風險承擔水平。本文對這一結論也進行了一系列穩健性檢驗，穩健性檢驗結果依然顯著并且無明顯變化，表明本文的研究結論具有穩健性。機制分析發現，全球價值鏈嵌入除了對企業風險承擔具有直接的促進作用，也通過緩解企業的融資約束這一作用渠道間接對企業風險承擔水平產生影響，企業通過嵌入全球價值鏈可以緩解企業自身的融資約束，提高了企業的風險承擔水平。對降低代理成本這一影響機制進行檢驗發現，雖然全球價值鏈嵌入可以顯著降低企業的代理成本，但是通過降低代理成本作用于企業風險承擔水平這一影響路徑并不顯著。
第二，地區市場化程度和金融發展水平對全球價值鏈嵌入與企業風險承擔二者關系具有調節作用。在市場化程度較低的地區，全球價值鏈嵌入對企業風險承擔的促進作用更強，當企業所處地區的市場化程度較低時，資源配置效率和制度建設比較落后，企業難以從市場中獲取到充分的資源。通過嵌入全球價值鏈，企業不僅可以克服資源不足的劣勢，還可以通過外部監督緩解委托代理沖突，因此對風險承擔的促進作用更強。在地區金融發展水平較低時，金融資源的匱乏和高昂的融資成本使得當地企業面臨更嚴重的融資約束，企業通過嵌入全球價值鏈可以擴展外部融資渠道，緩解面臨的融資約束，有助于提高風險承擔，所以在金融發展水平較低的地區，企業嵌入全球價值鏈對風險承擔水平的促進作用更強。
參考文獻（略）